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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尼采说词语总是由上层阶级所发明的意思；它们不指明一个所指，它们强加一种解释。
因此，并不是因为有一些难解的原始符号，我们现在才致力于解释工作，而是因为有解释，因为在一切说话的东西之下，总是有暴力解释的巨大织体。
就是由于这一原因，有一些符号，规定由我们对它们的解释进行解释，规定由我们来颠覆作为符号的它们。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寓意和含义处在语言的深处，并先于语言，不是为了改变或更动词语的意涵，事后悄悄塞到词语下的东西，而是使词语得以产生的东西，使词语闪烁不定的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在尼采那里，解释者是“诚实的”
；他是“名副其实的”
，并不是因为他占有一种沉睡的真理，以便说出它，而是因为他宣告了一种所有的真理都在掩盖的解释。
也许在现代解释学中，这种解释相对于符号的优先性是最具决定意义的。
解释先于符号的思想隐含的意思是，符号不像16世纪中的情况那样，是一个单纯、善意的存在。
在16世纪，符号的繁复，即事物之间相似的事实，仅仅证明了上帝的善意，而且在符号与所指之间只隔了一层透明的面纱。
相反，从19世纪开始，从弗洛伊德、马克思和尼采开始，我觉得符号变成不怀好意的；我是想说，在符号中有一种样式模棱两可，多少令人疑虑的不良意志，或者说“恶意”
。
以至于符号已经是一种解释时，还要装作不是解释的样子。
符号是一些试图替自己辩护的解释，而非相反。
就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是《资本论》第一卷的界定中我们看到的那样，货币就是这样运转的。
这与症候的运作在弗洛伊德那里是一样的。
而在尼采那里，词语、正义、善与恶的二元划分，以至于符号，都是面具。
符号在获得这种掩盖解释的新功能的同时，失去其在文艺复兴时期仍旧拥有的单纯的能指存在，其特有的厚度似乎就要展开了，而此前符号理论并不熟悉的所有否定概念，就得以猛然进入符号的展开过程中。
符号的理论只知道面纱透明，并几乎没有否定环节的时刻。
现在由各种否定概念，矛盾和对立构成的整个游戏，简言之，德勒兹在他关于尼采的书中精彩分析过的这种反作用力量构成的整个游戏，都能够在符号的内部组织起来。
以往，在赋予整个辩证法以一种肯定的意义的同时，也最终中止了辩证法中的否定性的游戏。
而如果“让辩证法头脚倒置”
这一说法一定有什么意义的话，难道不就是把这种否定性的游戏，重新放置在符号的厚度中，放置在这一开放的、无尽裂开的空间中，在这一既没有实在内容又无法调和的空间中吗？
末了，解释学的最后一条特征是：解释面临着无限地解释自身的义务，必须总是重新开始。
由此产生两个重要的结果。
第一个结果就是，这样，解释将总是由“谁？”
出发进行的解释；人们不解释所指中包含的东西，而实际上解释：谁提出了解释。
解释的原则不是别的，就是解释者，这可能就是尼采赋予“心理学”
这个词的意思。
第二个结果就是，解释有待解释的总是自身，它总是不可避免地折回自身。
和有明确期限的符号时代相对立，和仍然是线性的辩证法时代相对立，人们现在处于一个循环的解释时代。
这一时代必须重新回到它已然到过的地方，毕竟，它构成了解释实际上会冒的唯一危险，也是一个最高危险，悖谬的是，正是符号使解释会遇上这样的危险。
只要当人们认为有一些符号，有一些基本的、原初的、真正的符号，它是连贯一致的、切中要害的和有系统的标志，解释就死亡了。
相反，解释的生命在于相信只有解释。
我认为必须很好地理解这件事，即解释学与符号学是两个尖锐对立的敌人，我们这些当代人大多遗忘了这一点。
一种实际上折回符号学的解释学是相信符号的绝对存在：它为了让指号的恐怖主宰一切，或者说让人们怀疑语言，从而就抛弃了解释的暴力、未完成性、无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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