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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预言的根据在于，他相信经济制度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和存在，相信经济制度类似于僵化呆滞的部分的集合体，一旦被莫名其妙地送上轨道便会机械地运行，就如同射出枪膛的子弹一样不易改变方向。
马克思厌恶功利主义，但他像功利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一样倾向于使社会生活适合三段论法。
逻辑是最普遍的，在何时何地都是相同的。
它是理性的表达，但其中并不包括实践的智慧。
马克思没有充分肯定一些具体法律的单纯的、非辩证的影响，这些法律的内容包括：限制工作日的长度，鼓励或强迫集体谈判，实行劳工补偿、累进所得税、失业保险、老年福利，调控证券交易，促进充分就业，保护竞争，控制货币发行，支持农业，救济病患，禁止伪劣食品，强制年轻人接受教育，实行储蓄保险。
此外还有大量其他的法律，其中一条重要的法律就是规定将立法置于占统治地位的多数，即被马克思误认作赤贫的无产阶级的影响之下。
作为报界人士，马克思是一个敏锐的政治问题观察家，但在其学说中他没有给出任何在现有条件下能够选择的、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东西，因为他轻视这些东西，认为它们只不过是“改革”
。
他同任何政治经济学家一样以褊狭的自信假定了经济的人，尽管他有着更富才华的辩术。
马克思的预言不仅仅包括不祥的方面。
他偶尔也提到资本主义以后时代中的生活特征，并大致描绘了共产主义世界。
无法从经验上检验他对社会主义的预见。
因为所有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都声称处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状态，而且预见和现实之间的任何不一致都被解释为暂时的。
所有这样的不一致是否真是暂时的，或有多少是暂时的，这要看马克思的预见所凭借的根据是否可靠。
我们下面就讨论这个问题。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
这个准则适合作为一个基本的规章实行于忠诚、智慧、廉洁、彼此无私奉献的朋友中间。
在这样的朋友中间，个人不仅不以牺牲他人而谋取私利，而且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
在这个意义上，义务作为义务将被超越：为有自私倾向的人所规定的义务将成为友谊社会成员的最自发的愿望。
他的义务对他来说就不再是义务。
马克思的社会将会是亿万朋友的社会，大家彼此温暖、多情、和睦相处。
古典思想家所设想的完美社会的唯一前提是存在着这样的哲学，少数人把它当作最伟大的财富，而多数人则永远不可能或不会如此重视它，因此正义和政治社会或政府不会消融于哲学之中。
不用说，马克思主义梦想的不是将正义和政治社会消融于哲学中，而是消融于合理的经济学中，因此它是针对人类大众而非极少数人而言的。
在马克思看来，合理的经济制度自然不是“经济的人”
从中为其“合理性”
找到自由发挥余地的自由经济。
马克思认为那样的合理性实际上只是自私利益的计较，是包含矛盾的。
自相矛盾的合理性只能大致充当这样一种制度中的活动源泉，在这种制度中，人们由贫困而追求繁荣，由受奴役而追求自由，由私利的解放而追求公益。
在马克思以前，或黑格尔以前的政治哲学，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它们都有一定的宽容精神，允许并赞同通过神话实现理性、通过强制实现自由、通过自私实现社会性的制度。
尽管人们任性和莽撞，但在善良的人或明智的制度的引导下，人们是可以服从社会生活的，因为善良的人或明智的制度可以使人们的低等动机避免相互冲突以便产生有益的结果。
在这两种情况下，目的或结果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不管这一目的是不是由自然所赋予的，也不管这一目的是否被证明为手段。
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受康德贬低单纯目的的倾向的影响，我们在这里不便加以讨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克思抛弃了古代和现代传统的愿望或渴求：希望与人性的弱点媾和，虽然并不是屈服于后者，同时也愿意认可由有着各种弱点的现实的人类所构成的社会。
马克思则梦想这样的人类状况：善人只利用善的手段而且只根据善的动机来追求善的目的。
他的梦想的基础或前提是新型人类的产生或人类的再生，而实现这一再生的工具就是正确理解的合理的经济。
可以说卢梭已经揭示过，随着人类完善程度的提高，政府可能会趋于被社会所取代：在完全自治的自由状态中，强制便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据。
但卢梭绝没有假定政府会完全瓦解于社会中，因为他没有假定所有的人都会成为哲学家，也没有假定任何完善的替代物以取代人的充分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使强制和各种辩术，即政治生活，成为必不可少的。
简言之，他没有期望通常的自私会从人类大众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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