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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决不是由这类信念引起的。
它们只是指出了某个方向，使别的方向更难被看到。
一个“意识形态”
，作为用来实施政治论说的一种信念的词汇，可能有内在的紧张和不一致；它可能由少数简单的信念构成，或由许多复杂的信念构成；它的邀请（像别的邀请一样）可能是精确的（“明天来吃午饭”
），或可能是不确定的（“有时见到你很高兴”
）。
这将反映在论说中。
但这种一般信念的词汇仍是政治推理的附庸；它只是谈论据说是关于政治形势的意见的手段。
这可说明如下。
在某些情况下，所有当前政治论说的参与者可说是共有一个共同的政治“意识形态”
。
共和制罗马就是这种情况。
但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区分一个政治家和另一个政治家的演讲，或对某种特定的形势作出的回应决不会不一致。
一个真实的“意识形态”
的一致不会禁止推荐不同的关于做什么的选择。
但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预先知道可能给予他的听众的词语、表述、理由和情感，会使他比不那样更易于令人信服地维护他的决定。
16世纪以来，任何欧洲国家里的情况都与之有所不同。
这里，与政治有关的一般信念的分歧（这些分歧有时构成明确概述的各种“意识形态”
），已经强加给政治思考一种混乱，强加给政治论说一种例如共和制罗马所不知的复杂。
这里是一个来自英国历史的例子：当下院在1689年1月开会考虑詹姆斯二世逃亡法国时，有一种压倒多数的观点认为他不再是国王。
问题是如何以一种能使全体英国人信服的方式解释这个信念：这是一个言谈问题。
所产生的文件由于其模棱两可和不一致而臭名昭著，它是想以某种方式解释这种形势的，这种方式将满足每一种当前冲突的关于英国国王职责的信念并指向一个单一的回应。
它说，詹姆斯二世已通过破坏国王与人民最初的契约而力图颠覆王国的体制，由于耶稣会会士和其他坏人的建议，他已经违反了基本法，使自己脱离了王国，放弃了治理的权力，王位因此而空缺。
这个宣判表明了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
的多样性；它试图满足那多样性的所有组成部分。
近代欧洲国家的政治论说，很长时间是根据用来表达它的各种特殊的信念词汇来区分的。
每一种当前的词汇都把注意力引向辨认政治形势和评估各种决定的重要结果方面的不同考虑，每一个都提出不同的关于一般来说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的信念。
它们就这样将种种条件加于政治思考和政治论说上，加于为回应紧迫的形势而作出的各种决定上。
但词汇的多样性并不像它初看时显示的那么大。
这些“意识形态”
，就构成它们的信念的内容而言，常常只显示些微不同。
可以指望它们相互重叠，而且常常如此。
至少，没什么禁止它们之间的交流。
如果我们去考虑一下这些一般观念的起源和谱系，我们就能说明常在这些“意识形态”
间发生的交流。
它们中很少是不变的，常常能将一个的术语译成另一个的术语；但是，一般而言，不掌握一种当代欧洲流行的特殊政治词汇，就不可能思考政治形势或参与政治论说。
当然，这些词汇现在已将它们自己传布到全世界了。
到目前为止，我考虑的是就它们的内容而言构成一种政治论说的词汇的那些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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