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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意识形态”
认作是思考和言谈的习语。
因此，“自由主义”
被视为不同于“工联主义”
，是由于有一个用来解释政治形势的不同的信念词汇，等等。
但还有别的东西要考虑。
除了其信念的词汇外，每一政治论说都有一个逻辑设计。
这逻辑设计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话语所达到的结论被赋予的逻辑地位中。
例如，一个以证毕（Quoderatdemonstrandum）结束的论证，其逻辑设计不同于（像法庭上原告律师的论证）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结束的论证。
但虽然一个论证的逻辑设计在其结论的逻辑地位中揭示出来，它是从构成它话语词汇的信念被给予的逻辑地位中派生出来的。
例如，一个恰当地以证毕结束的论证这么做，是因为至少包含在它的论说词汇里的信念之一被给予了公理的逻辑地位。
因此，政治“意识形态”
可以被认为要么是信念的词汇，它要求政治论说选取某些方向，达到某些结论，要么被认为是由种种信念构成，这些信念由于被给予它们的逻辑地位，将某种逻辑强加于政治论说，将某种逻辑地位强加于它的结论。
我现在要考虑在欧洲政治史上以这种方式被强加于政治思考和政治论说的一些不同种类的逻辑设计。
有一种政治论说的逻辑设计是最普通和最难描述的，因此，我将从给出一个它的例子开始。
根据修昔底德记载，公元前432年，伯里克利作了一次演讲，在该演讲中他劝雅典公民大会（决定由它作出）说，反击斯巴达的时候到了。
斯巴达人最近表达了应该维护和平的愿望，但伯里克利把这解释为为完成战争准备赢得时间的诡计。
不管怎样，他们已经宣布了某些条件。
“他们命令我们”
，伯里克利说，“撤除对波提狄亚的包围；他们警告我们不要干涉埃伊纳岛；他们要我们撤销在雅典领土上驱逐麦加拉人的法令”
。
“我希望”
，他接着说，“你们没有人会认为如果我们拒绝撤销麦加拉法令，我们是由于一件小事而走向战争……如果你们在这件事上让步，你们将不断碰到进一步的要求，因为人们将认为你们已被吓得服从了，最后你们会发现你们自己未经一击就被斯巴达人压倒了。”
看看别处由于相信斯巴达的和平意愿而发生了什么。
此外，他继续说，雅典的战争资源并不劣于斯巴达的。
会有危险要面对。
我们可能无法防卫阿提卡。
但我们的海军是强大的，并准备就绪，它应该是我们战略的枢纽。
我们并不是没有可依靠的盟友的帮助。
抵抗的时候已经来到，我们只会被我们自己的错误打败。
我们的父辈不是成功地用远逊于我们现有的资源抵抗过米提亚人？我的劝告是，你们拒绝斯巴达人的要求，为几乎不可避免的战斗作准备。
如果你们听那些建议默从的人，你们也无法逃避战争；你们只得在更糟的、不是你们自己选的情况下战斗。
现在，可以看到，这篇演讲明确或暗示地谈到了我们已看到的属于战争论说的所有考虑。
它判断形势；它作出一个应对它作出什么回应的建议；它通过考虑大量可能根据它行动而产生的后果来推荐这个建议；它将这个建议的优点至少与一个别的建议的优点相比较；它假定人们在有关想要的事情的一般状况上的一致。
我们关心的是这种政治论说的逻辑设计。
在这问题上我们最好听听亚里士多德，他的《修辞学》经典地处理了这个主题。
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政治论说是一种没有公理帮助的推理，目的是推荐在一个偶然情况中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在这情况中可能有别的行动选择。
认清形势，作出建议后，论证就指向考虑根据该建议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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