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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形势的知识不可能与人们声称拥有的关于正义的知识是同一种类。
实际上，柏拉图自己也承认这点。
他并不试图从“正义”
的公理中演绎出保卫者[3]生活和教育的细节，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他只是试图使我们相信，“正义”
的统治是这种统治者的可能结果。
或另一方面，他看到，在政治中，通过说服来赢得那些不能体会证明的人的服从是必要的，他建议说，可通过讲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来做到这一点。
但是，既然他认为可以一劳永逸地做到此事，这就使他决无资格拒绝政治是一个永远与这种或任何其他种偶然性相联系的活动的概念，或相信证明性政治论证的可能性。
在根据一种公理的“意识形态”
建构一种证明性的政治论说的事业上，柏拉图有许多追随者；但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接受这个计划，以类似的坚忍不拔探讨它的作者是卢梭。
如何获得永远正确的政治决定，如何产生永不犯错的正义的法律，如何让一个防错意志起支配作用，没有偶然性，是卢梭不断回答的一个问题。
但降临到柏拉图头上的复仇女神，也降临到卢梭头上。
一个防错的公意（volontégénéral）取代了审慎的论说（它一定总是会出错的），但对于解释任何政治形势或对之要作的回应，人们发现它并没有任何指示。
在该事业上柏拉图的其他较为温和的追随者则被他们的温和出卖了。
他们没有发现这种证明性政治论说的逻辑条件是排除不同和潜在冲突的公理。
他们不是寻求一个单一的包罗万象的公理（像正义或一个永不出错的公意），而是试图躲避在一批所声称的公理——人的“自然”
权利，或由各种规诫组成的“自然”
法——中，因此，他们被他们自己挫败了。
在他们论说的不合标准的逻辑设计中，只不过是基本原理的命题身上强加了公理的特性，一种它们不能承受的特性。
因为不能否认，在一些情况下一个所声称的“自然”
权利应该先于另一个，或一条“自然”
法的规诫应该先于另一条，在论证它们的优先性或优先权时，政治论说必须从证明降格为与偶然性和相对性有关。
有许多出名的公理的地方，决疑法就会出现，但决疑法从来不是证明性论证。
人们也许会认为，它能证明人的“自然”
权利是行为无可争辩的公理；但它决不能证明一个，例如，为了“免于匮乏的自由”
暂时牺牲“运动的自由”
的建议是“正确的”
。
人们也许可以用非证明的方式令人信服地推荐这样一个建议，而政治论说的任务常常就是论证这样的建议；但它们决不能被证明。
当前这种政治论说的较松散的形式，似乎是将种种像“民族自决”
的权利这样的信念树立为公理，它甚至更明显地不是证明性的。
因为虽然人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信念属于亚里士多德称为“承认的善”
的东西，在政治论说中，人们总是以论证来将它们相互比较，而论证采取在一些特殊情况的语境下权衡利弊的形式，但是它们根本不可能保持它们所声称的公理的性质。
即使承认有一个这样的最高价值的善，与它相比，其他善都是不重要的，陈述这个善的命题仍然是一个基本原理。
只有当一个单一的善像柏拉图的正义那样，被看作包括了一切其他善，它才能有一个公理的性质。
但一般认定的公理的“意识形态”
没有产生证明性政治论说并未穷尽各种可能性。
这项事业还有第二个深入探索过的版本有待考虑。
这里，政治论说的证明性质不是从由公理组成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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