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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生，而是从由命题组成的“意识形态”
中产生，这些命题被理解为含有关于人、人类状况和事件进程的绝对知识。
人们认为，这些命题一定包含关于所有那些在非证明性政治论说中被看作是意见和猜测的问题的真正和可证实的知识。
那就是说，它们一定包含关于人类行为，关于事件的未来进程，关于善恶，或人类状况的一切条件下什么较好，什么较坏的无可置疑的知识。
两个例子可用来说明什么是所需要的和如何能被提供。
政治决定可以建立在预言，像墨林[4]关于中世纪英国事件的未来进程的著名预言这样的基础上。
这里，预言不是被看作是敏锐的猜测，它被理解为传达绝对可靠的关于什么将要发生的信息，因此，（人们可能认为这是）可以在其上得到“正确的”
政治决定的知识。
不幸的是，这种知识是不连贯的；当先知沉默时，所知的东西就没有类似的确定性。
而且，没有别的无可置疑的知识，政治决定的思考必定回复到日常的非证明性论说。
此外，有一种先知般的言论，它只与未来的事件有关；它并不给政治家或统治者提供唯一“正确的”
对当前形势的回应。
它甚至不建议，更不证明，为了使所要的事情状况得以出现，现在应该做什么；它不提供手段，来决定什么构成事情更好或更坏的状况。
简言之，单纯的预言和它所包含的知识（虽然它可能是绝对可靠的知识）并不提供产生证明性政治思考所需要的东西。
但第二个例子表明可如何纠正这些缺点。
贞德倾听“各种声音”
，它们不是用通常政治神谕的那种遮遮掩掩和模糊不清的语气，而是以准确的言词确切告诉她，在一个特殊偶然的情况下应该做什么。
这些“声音”
的命令不是被看作一个精明的、善于猜测事情可能将是怎样的政治顾问的推荐；它们被认为是一个神的命令，他非常了解，如果服从这些命令的话，事情将会怎样，不能认为他是在推荐任何东西，他是在推荐最好的东西。
这些命令的“正确性”
是它们所来自的那个权威的功能。
如果它们的“正确性”
被怀疑，那只要提起这个权威，指出对于所有那些在普通人的思考中出现的考虑他无所不知，作为善恶的裁判他永远不会错，就可以恰当地制止怀疑。
这就是说，这些命令的“正确性”
在各方面都是预先就可证明的，它无论在哪方面都不用等事件来证实。
思考是可证明的，因为它是一个全知仁慈的神的思考。
那么，这里是证明性政治论说并不建立在公理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典型事例；在该事例中，所有必要条件都被满足了。
建构我们现在所关心的证明性政治论说的计划的这个版本，可被认为是试图再产生这些条件，但不乞灵于神的全知。
这些都是迫切需要的东西，那就并不出人意料，人们相信这些关于人、人类状况和事件未来进程的知识性命题能设想的最令人满意的形式，就是人类行为的“规律”
，或社会变迁或发展的“规律”
，这些“规律”
类似一般认为由（例如）生物学家或遗传学家所发现的“规律”
。
如果能获得这种知识，判断政治形势，考虑政治决定的后果，以及它们的善恶倾向，似乎就能最终从意见和猜测中解放出来。
人们甚至相信，凭借这种知识，对人类状况的掌握就可以达到使我们所采取的决定除了我们打算让它们有的结果外，不会再有什么结果。
现在，这就是卡尔·马克思及其同事的计划。
他为什么把它认作是他称为“意识形态”
的东西从政治中排除了出去，是不难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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