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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不无肤浅地利用在商品交易中有货币作中介的现象——就是这个，没有别的——使萨伊关于不可能出现普遍供过于求的命题失去效用；或者利用银根宽松的货币市场指出以大量投资耐用资本货物为特征的行业中不成比例发展的原因；或者利用诸如市场开放或出现新社会需求这样的特殊刺激物，来解释“积累”
的突然迸发。
他不很成功地试图把人口增长列为产生波动的一个因素。
他注意到（虽然他未作真正说明）生产的规模以“突发的**式的”
形式扩大，而这种形式的扩大是“它的同样突然收缩的序曲”
。
他说得很好，“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
当然，在这里他过分夸大了一连串偶然小事的作用。
还必须提一提另外一方面。
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以它的寻常意义使用危机这个词，和别人一样说到1825年的危机和1847年的危机。
可是他也以它的另一种不同意义使用它。
相信资本主义发展总有一天会瓦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结构，他认为在真正崩溃来到之前，资本主义将开始在越来越多的摩擦中运行，并显出它致命疾病的症状。
对于他当然设想为或久或暂症状延长的历史时间这个阶段，他也使用同一名词。
同时他显示出一种倾向，要把那些一再发生的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这个独特的危机连在一起。
他甚至提出，前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最后崩溃的预演。
既然对许多读者来说，这可能像是理解寻常意义上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线索，就有必要指出，按照马克思的意见，促成最后崩溃的一些因素，没有恰当的外加假设，不可能是成为一再发生萧条的因素，而那个线索并不能使我们超出这个平庸的命题：“剥夺剥夺者”
在萧条时期要比在繁荣时期是更容易做到的事情。
（7）最后，资本主义发展将冲破——或生长得太快必须舍弃——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灾祸不可避免的理论），这个论点提供了把不根据前提的推理与有助于补救这个结论的深刻见解结合在一起的最后一个例子。
马克思的“辩证演绎法”
是以驱使群众起来反抗的悲惨和压迫的增长为基础的，使建立贫困不可避免地增长这个论点无效的不根据前提的推理，也使演绎法失去效用。
此外，在其他方面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长久以前就开始怀疑产业控制的集中必定与“资本主义外壳”
不相容这个命题的正确性。
这批人中第一个以组织良好的论证说出这个怀疑的是鲁道夫·希法亭，他是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团体的领导人之一，他实际上倾向于相反的推论，即通过集中，资本主义可能获得稳定。
我对这个问题必须说的，我打算推迟到下一篇里再说，我现在要说的是，在我看来希法亭走得太远了，虽然，如我们将要看到，在美国的目前的趋势里，相信大企业将“变成加在生产方式上的桎梏”
是没有根据的，尽管马克思的结论不是从他的前提推演出来的。
几乎没有必要作细致的总结了。
不管怎么不完整，我们上面的概述应该足以证实：第一，没有一个认真关心纯经济分析的人能够说是无条件成功的；第二，没有一个认真关心大胆创立学说的人能够说是无条件失败的。
在审理理论技术的法庭上，裁决必定是不利的：坚持一种一直是不适当的在马克思当时就迅速变得过时的分析工具；一长串不是从正确前提推理出来的，或者是彻底错误的结论；如果改正将改变基本推论，有时变为完全相反推论的错误——所有这些都可以拿来合理地指责这位理论技术家马克思。
即使在那个法庭上，有两个理由必须对上面裁决加上限定条件。
第一，虽然马克思常常犯错误，有时是无望的错误，他的批评者远非总是正确的。
由于在这些批评者中有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件事实应该算是他的光荣，特别因为他不能亲自与他们中大多数人见面。
第二，马克思在大量个别问题上的贡献（有批评性的也有建设性的）也应该是他的光荣。
在本文这样的概述中不可能一一列举，更不用说公正地评价它们了。
但在我们研究他对经济周期的论点时，对其中几个已经提出我们的意见。
我还提到能改进我们有形资本结构理论的他的见解。
他在这个领域中设计的图式虽非毫无缺点，但它再次证明对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近期著作很有帮助。
可是上诉法庭——即使仍限于审理理论问题——可能想完全推翻这个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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