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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马克斯·韦伯的事实和论点[5]完全符合马克思的体系。
社会集团和阶级以及它们自认本身存在的地位和行为的方式，当然是马克思最感兴趣的事情。
他对按表面价值接受那些态度及其浮夸辞令（意识形态或如帕累托所说的衍生物），并试图用它们解释社会现实的历史学家发泄了最暴烈的愤怒。
但是，如果说在他看来，思想或价值不是社会过程的主要推动力，它们也不是毫无作用的。
如果我可以使用比拟的话，它们在社会机器里具有传动带的作用。
我们还不能谈论这些原则最有趣的战后发展——知识社会学[6]，它会提供用以解释这个问题的最好例证。
但必须把这个问题说透，因为马克思在这方面一直受到误解。
甚至他的朋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也把这个理论的确切含义解释为个人和团体主要受经济动机的支配，这个解释在某些重要方面是错误的，在其余方面也平凡得可怜。
当我们说到这点时，我们也可以保卫马克思免受另一种误解：经济史观一直被称为唯物史观。
马克思自己也这样称呼它。
这种用语大大增加了它在某些人中的声望，而在另外一些人中却大不受欢迎。
但这个称谓完全没有意义。
马克思的哲学不比黑格尔的哲学更加唯物主义，他的历史理论也不比任何其他运用经验科学方法说明历史过程的尝试更加唯物主义。
应该明白，这在逻辑上是和任何形而上学或宗教信仰相容的，恰如世界的任何自然图景与它们相容一样。
中世纪神学本身提出了可能建立此种相容性的一些方法。
这个理论的真正含义可以归纳为两个命题：（1）生产形式或条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而社会结构则产生各种态度、行动和文化。
马克思以著名的陈述说明他的意思，即“手工磨坊”
造成封建社会，而“蒸汽工厂”
造成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说法把技术要素强调到危险程度，但理解了单纯技术不是一切，它还是可以接受的。
通俗化一点儿说（并认识到通俗化使我们会丧失许多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日常工作形成我们的思想，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决定我们对事物——或我们看到的事物的各方面——的看法，并决定我们每个人可以支配的社会活动范围。
（2）生产方式本身有它们自己的逻辑；也就是说，它们根据内在的必然性而变化，以致只凭它们自己的作用就产生它们的继承者。
用马克思的同一例子说明：以“手工磨坊”
为特征的生产体系造成一种经济和社会形势，在这个形势里，采用机器方法磨粉成为实际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个人或集团无力改变的。
“蒸汽工厂”
的出现和运作转过来造成新的社会职能与社会地位、新的集团与观点，这些新东西发展壮大相互作用，以致冲破和舍弃它们自己的框架。
那么，在这里我们有了推进器，它首先是经济变化的原因，由于经济变化，又成为任何社会变化的原因。
这个推进器本身不需要任何外来的推动力。
这两点无疑包含大量真理，在我们以后的叙述中它们还要多次出现，它们是非常宝贵的假设。
大部分流行的反对意见全都彻底失败，如针对伦理或宗教因素影响的反驳，或已由爱德华·伯恩斯坦以可爱的单纯提出的那个反对意见（他断言“人有头脑”
，因而能根据他们选择的去做）。
说了上面这些话以后，几乎不需要详述这种论点站不住脚的地方。
当然，人们可以“选择”
的行动路线不是受环境的客观事实直接强制决定的，但他们根据他们的立场、观点和癖好来进行选择，而他们的立场、观点和癖好并不构成另一组独立的事实根据，它们本身都是由那套客观事实根据构成的。
可是，这里产生一个问题：经济史观是否是个方便的近似法，必须认为它运用在某些事例要比在其他事例中较难使人满意。
一个明显的限制条件从一开始就出现了。
社会的结构、类型和态度是不容易熔化的铸币。
它们一旦成形，会持续下去，可能长达数世纪之久，因为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类型显示不同程度的这种生存能力，所以我们几乎总会发现，一个集团和一个民族的实际行为与我们应该期望的根据生产过程主要形式推断的行为有或多或少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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