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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但没有任何动物会被异化——因为没有任何动物能理性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
总之，异化理论根植于对人在创造和控制社会进程中的潜在自由和基本作用的人道主义的假定。
实际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几乎专门用“异化”
概念来描述这样一种情形：在这种境况中，那些有责任创造和维系一个过程的人们感到它仿佛是他们无法驾驭的自然现象。
马克思很少谈“异化”
与劳动的关系，他强调的是人们如何由于忽略他们在社会生活再生产中的作用而共同造成了他们自己所受的压迫的方式。
异化的过程对于他们似乎是自然的过程；但它又不同于自然的过程，能够通过人类的活动而消除。
因此，我们可以指出，尽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决定性地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理论，但是他并没有与人道主义论点本身决裂。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费尔巴哈对人性的“本质论的”
解释受到直接抨击；他被指责为把“现实的历史的人”
变为哲学的范畴；而且他和他的“真正的”
社会主义追随者们都因仅仅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的批判以及虔诚地祈祷“人”
或“人类本质”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而受到谴责。
我们也许因此而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如果我们想以“反人道主义”
来表示《德意志意识形态》及以后的著作中对抽象的“人”
和“人”
的本质的概念的驳斥态度的话，那么它们是“反人道主义”
的。
然而，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既强调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又强调个人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它仍然在深层上是人道主义的。
实际上，抽象的人道主义之所以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拒斥，并不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人类只是人类自身完全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无能的傀儡，而是因为他们觉察到，“创造历史”
的并不是哲学概念的“人”
，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个人。
正如他们所写道的：“哲学家们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
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
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
[12]这里所说的意思是，不是“人”
而是个人创造历史。
马克思一年以后在《哲学的贫困》中谴责蒲鲁东时有力地重复了这一观点。
马克思写道，我们自问：“……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
[13]诚然，这些“剧作者和演员”
无疑是从属于阶级并受制于那种他们除了服从便别无选择的力量（分工、交换关系）的，因此，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产物获得了独立的外观。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
关于这种权力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就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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