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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的意思是说，异己的力量的确实际支配着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人的意志和行动；在一种显然具有自己的动力并且在不受“支撑着”
它的人们的控制而创造的关系结构中，人的确成了纯粹的功能因素。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也正是出于那同一个理由，才渴望推翻资本主义关系，才谈到需要“以个人支配命运和环境来取代环境和命运对个人的支配”
。
实际上，从这种所谓“决裂的著作”
观点出发的对马克思结构主义的解释，必定会由于把资产阶级存在所特有的那种失去控制看作是永恒的东西而遭到直接抨击：由于把资本主义的存在关系看作是自身即有生命的，结构主义观点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无主体”
解释为无主体本身——解释为个人对他们无意地“支撑着”
的结构的永久的服从。
实际上，《德意志意识形态》对那种哲学批判万能观念的抨击，远未达到与人道主义的论点决裂的程度，所以，我们在这部著作中遇到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某些更麻烦的问题。
例如，这一观点仍然强烈地是目的论的，历史的目的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作为人的解放的最后的和完善形式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本身被描绘成一种“人与人之间”
直接的、无中介关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形式的国家组织和政治机构都已经消亡。
它的到来被认为是政治消亡（政治只在阶级社会才有必要）和历史消亡的标志。
与此同时，这种人道主义还主张：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灭亡，将开始一个以明确的“人道主义”
意识为特征的新纪元：“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
[14]当然，我们在这些著作中还遇到把无产阶级作为世界解放的“世界—历史”
的动力的人道主义主题。
马克思写道，“现代的普遍交往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的途径受一个个人支配，只有通过受全部个人支配的途径”
[15]；而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发展这种占有人类生产力的总和所必需的普遍性。
最后，我们应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三地把他们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费尔巴哈学派的人道主义者的、李嘉图学派社会主义者的、蒲鲁东学派的及其他学派的“伦理主义”
区别开来，正是因为唯独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文明影响”
对共产主义实现的必要性。
他们认为，这些自称是改革者的人，没有重视工业化在打破狭隘的和固定的分工以及在创造充分满足的条件——人的条件和物的条件——中的进步作用。
由于带有还乡的渴望，“空想社会主义者”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必然是非建设性的和无效力的。
有人指出，正是由于重视资本主义异化的积极的和物质的遗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才区别于黑格尔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否定是自我与之远离的对象世界内含的方面——具体地说，异化劳动产生私有财产；但决不能由于劳动具体化于物质的形式之中，且物质作为商品的自然质料又是从自然劳动对象中获取的，而断言私有财产‘不过’是外化劳动。”
因此，一方面，尽管“否定”
私人所有制，但异化劳动的物质内涵被保存在它的“绝对的肯定”
之中（作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之中）；另一方面，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又有对异化的社会关系的绝对否定。
因为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看，这些关系不能在其更高的统一体中作为被保留的“环节”
。
然而，我们可能会同意，马克思自己将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的物质内涵看作是超越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否定，并为未来的存在提供着根据的“积极”
内容，而不完全赞同他对“空想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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