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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一部发掘报告的分量，竟是这般沉重！
王岩和我把整理定陵发掘报告的工作计划、编写提纲拟好之后，送夏所长过目，顺便讲了个意见：定陵出土器物中丝织品最多，多年没做整理，保存又不好，这一次想仔细整理，留下个详细记录，绘出细致图样，使今后的研究工作不再去触动原物，以减少损坏。
他很同意。
请他估计个时间，以便掌握进度。
他沉思很久说：“定陵挖了两年，那是日夜赶工的，照那样干法，几千件东西整理起来，也许比两年要长些，你们看两年半行不行？”
临行时，他又补充说：“所内的技术力量你们随时用，下田野的可以调回来。
我只希望能快点完成。”
实际情况比我们共同估计的要复杂得多，夜以继日，足足干了五年才完稿，送他过目时，时间超出了一倍。
我们很感不安，而他却平静地说：“我了解，实物腐朽严重，不容易整理，你们尽力了。”
稿子交到他手不久，谁又想到，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身兼国外六国院士的一代考古巨匠，却与世长辞了。
定陵发掘之初，他并不赞成，确定发掘之后，他却是具体指导者，无论是初期的发掘工作还是最后的发掘报告，都凝聚着他的心血。
在和他的遗体告别之后，归途中我默默地想：与其他发掘委员相比，也许他还算幸运的，虽然没有看到发掘报告最后成书，总算看到了完稿，自始全终，在发掘委员中他是仅有的一位。
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吴晗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市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主管文教事业，我的原单位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为他直接领导（后属文化局）。
他又是历史学家，明陵发掘的发起人之一、发掘委员，对发掘当然关心备至。
1958年初秋，我下放前夕，《考古通讯》要公布“定陵发掘简要报告”
，责任编辑徐元邦坐等索稿，我连夜赶写“简报”
上半部，打电话报告吴晗，问他是否过目。
回答很干脆：“简报稿子我不看，我只望你抓紧时间早日完成正式报告，我要看正式发掘报告。”
我低声答应。
他哪里知道，我第二天就要离开定陵，下放劳动，我不愿告诉他。
此一去何时回京，能否回来，不能预料，正式报告的事我却贸然答应下来，真是糊涂之至，心中十分不安。
吴晗逝世十年之后，即1979年，“三家村”
冤案平反。
1984年是吴晗七十五周年诞辰、逝世十五周年，生前他曾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学会事前筹备开纪念大会、出版《吴晗史学论著选集》。
他原为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建“晗亭”
（邓小平题字）届时揭幕，学会理事分工，我承担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吴晗纪念展览”
的工作。
布展期间，我从定陵取来几张照片，放大展出。
开幕前夕，吴晗的胞妹吴浦月来了，面对照片，问我当时情况，我极力按捺住激动的情感，尽量把话题扯开：在1957年前后，吴晗要出访埃及，特地来到定陵，问我要不要带回一点关于发掘金字塔的资料。
我告诉他这类资料图书馆可以找到，从定陵出土器物看，急需一些国外对出土文物的修复、保存等书籍。
此后不久，他陪同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夫妇到定陵参观，顺便将厚厚一本修复文物的英文书交给我。
我试译了其中的重要章节供参考，挺费力，没译完就放下了。
说到这里，我把吴晗与陈家康夫妇的合照指给吴浦月，她一直默然不语。
我又讲述了一些多年来吴晗关心北京文物考古的事例，她仍然默默不语，后来我讲他关心定陵发掘报告以及多次指点我读书记笔记的情况。
讲述之间，也许无意中流露了我的深切怀念之情，万万没有料到，她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紧紧抱住我号啕大哭起来，我一时茫然，不知所措。
事隔不久，《吴晗传》作者之一王宏志来找我，说要补充一点吴晗与北京文物和定陵发掘的史实。
当时发掘报告正在编写，尚未完稿，一提定陵这块心病，我又哽咽起来，谈话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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