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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推移，大明王朝司礼监已演变成一个秘书和情报机构，以“掌印太监”
为首，下设“秉笔太监”
数人，首席秉笔主管东厂、诏狱等特务刑讯机构，各秉笔分管各监、各司局。
这个机构的形成和介入权力中心，成为明朝中后期太监干政的转捩点。
经此转变，后宫二十四监、四司八局的大权，都逐步归集到司礼监中，逐渐形成了以掌印太监为首，秉笔太监为辅的“第二内阁”
，掌印太监成了事实上的“内相”
。
到了明武宗朱厚照时期，司礼监不仅是皇帝本人的机要秘书，也是耳目喉舌，甚至取皇帝本人而代之，即“遂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
。
由于司礼监主管皇帝文书、印玺、宫内礼仪等事务，一跃成为“十二监”
之首，属位高权重的内廷权力最大机构，主管范围虽仅具外朝三品之级别，但无内朝之名却有内朝之实，有时权力可与内阁首辅匹敌。
随着太监集团势力不断扩大，朝廷规定，内外廷官僚职位设置皆相对应，司礼监对应内阁与御史，掌印太监位尊可比首辅，且有“权过元辅”
之称；秉笔则职同次辅，掌东厂者权重堪比左都御史兼次辅……
这个局面的形成，除历史大势和环境因素使然，也与太监们较之明初整体素质提高，有能力帮助皇帝分担烦琐事务有关。
而更重要者，则出于掣肘内阁和御史的政治需要，因为大明王朝到了中后期，世风日下，朝廷动**不安，一个又一个皇帝，除了弱小登基便是昏庸好色之徒，朝政处理多依赖内阁辅臣，权力随之下移，造成尾大不掉之势。
司礼监群体的崛起，成为对抗、制衡内阁的第二股势力，使帝国权力的天平以皇帝为中心，再次达于平衡——这是太监集团和皇帝本人都愿意看到的。
此时的冯保，权势虽已显赫，仍想更进一步，坐上司礼监的头把交椅——掌印太监，并为此费了不少心机和钱财，用来打通关节。
到了隆庆四年（1570年），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子终于有了空缺，按例应由冯保升补。
但时任内阁首铺的高拱为了报答照应、举荐他的太监陈洪，违例推荐御用监太监陈氏替补。
后来陈洪出缺，高拱又推荐尚膳监太监孟冲作为补充。
冯保见自己钱财、心力都付之东流，且论资排辈应推而未被推，好事难成，不觉心生怨恨，自此便与高拱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冯保虽没有当上掌印太监，但由于长期担任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权位亦十分重要。
因此，他和高拱之间经常发生或明或暗的争斗。
在隆庆驾崩到万历皇帝登基这段时期，双方争斗趋于白热化，无不绞尽脑汁利用改朝换代的机会将对方置于死地。
正在这剑拔弩张之时，高拱最先瞅准了一个机会，即在万历皇帝登基的那天，百官齐集金銮殿朝贺。
不知是冯保为先帝隆庆的遗诏得以顺利传示而感到高兴过度，还是出于其他考虑，竟直立在御座之侧，怡然自得地看着众臣僚匍匐在地，磕头行礼，山呼万岁。
冯保利用打擦边球的方式，明显具有间接接受百官跪拜的举动，立即惹得满朝哗然，众皆惊愤。
更出人意料的是，礼毕之后，冯保即奉旨督领东厂事务。
这个变更，使高拱顿时冒出一身冷汗，立觉自己脊背发凉，手脚发麻，胸闷气喘，几乎窒息晕倒。
谁都知道，这个号称东厂、专向皇帝一人负责的特务机构，如同一个地上阎王殿，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无论职位多高，都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落入他们的魔掌，而一旦站着进去，十有八九是横着出来的。
在冯保最想收拾的臣僚中，第一个当然是高拱。
处于巨大威胁之中的高拱，自然不能坐以待毙。
退朝后，他凭着自己在朝中的巨大威望和资历，立即发动全体言官（给事中、御史），先发制人。
言官们依仗人多势众，猛烈参劾冯保矫诏使气等罪行。
高拱认为，仅此一条，就可把冯保扳倒。
然而，素来骄傲自大的高拱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低估了冯保的能量。
他万万没料到冯保凭职务之便，将这些奏章全部扣匿的同时，又跑到张居正跟前求计。
张居正的性格恰好与高拱相反，他精于谋略，城府极深，对高拱的高傲独断、专横跋扈以及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做法怀恨在心，早有除掉高拱的念头，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也就心怀玄机未有半点流露，暗中等待给予对方一剑封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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