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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年（1577年）闰八月初三，小皇帝借故暑雨太多、太大，口谕令朝讲暂歇。
张居正得知后，立即前来谏阻，并趁势讲了一番古今中外的大道理。
在张居正严厉、恳切的劝谏下，万历不得不收回口谕，重新进入忙碌的功课中。
早在此前，张居正还仿照唐太宗、明成祖和明仁宗的做法，绘制天下疆域和职官书屏，悬挂在文华殿墙上，让万历朝夕观阅。
史载，这幅疆域职官书屏画得十分精详，全屏共分九扇，中间三扇绘天下疆域图，左右各三扇分别列文武职官的姓名、贯址、出身、资历等，而每个职官的情况，均用浮贴，如有升迁改调，可以随时更换。
在张居正看来，有了这幅屏风，“四方道里险易、百司职务繁局，某某官员贤否，莫逃于圣鉴之下”
。
只是令张居正想不到的是，面对这一杰作，万历皇帝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览阅之后，只轻轻说了句“先生费心，朕知道了”
，算是对张居正这番苦心孤诣的回报。
此时的张居正，被权势和由自己掌控的权势带来的使命感冲昏了头脑，对万历于功课上的厌倦、烦闷情绪，仍未体察和醒悟，更未对这位小皇帝精神上表现出来的痛苦，甚而愠怒加以深究，他依然自信满满地按照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思维方式，以及一个臣僚对皇帝效忠的责任和挚诚，训导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有时表现得十分严厉和刻薄，甚至达到了令成年人都难以忍受的程度。
对此，后世史家多有评判或予以指责，若史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讲述了这样一件小事。
有一次，万历在朗诵《论语》时，把“色勃如也”
，读成了“色bèi（背）如也”
。
张居正听罢，当即沉下脸来，面带怒气地厉声纠正道：“应当读bó（勃）！”
这一声严厉得近似指责的叫喊，使万历皇帝极为惊恐和愤慨。
尽管皇帝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并称张居正为先生，但这位少年天子自小被灌输的信条是，自己乃堂堂大明帝国的当朝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之骄子，是上天任命的天下共主。
《尚书》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白虎通义》曰：“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
也就是说，天子“受命于天”
，地上行走的一切人等，无论贵贱尊卑，都是他的臣民，都要服从他的意志。
张居正此时严厉而刻薄的责备，万历认为是对自己不尊、不敬，有辱他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尊严。
在日后的岁月里，此类事情不但没有停止，反而不断出现，使少年皇帝感到自尊心受到刺扎，心灵深处渐渐生起了反抗的欲望，对张居正本人由尊敬、畏惧变成了忌恨。
按黄仁宇的说法，多少年后，张居正举家获罪，其本人差点被开棺戮尸，与张氏本人在教学方式和对待皇帝的态度方面，有意无意地播下了仇恨种子是分不开的。
从另一个视角看，无论是年龄还是职位均处于鼎盛时期，且颇为自负的张居正，之所以没有顾及或领会小皇帝的感受，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和道理，他企图让万历皇帝明白，天子受命于天是不错的，但天意能否长久保持不变则在于是否施行仁义，如《孟子·离娄上》所言：“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要使国家兴旺发达，百姓安居乐业，首先是皇帝自己修德进业，审慎地选择德才兼备的官吏，这样君臣同心同德，才能保证帝国亿万斯年，长盛不衰。
要选择当朝称职的官吏，作为君主，就必须信任忠诚的臣子张居正本人。
确切地说，张居正才是引导大明帝国这艘航船一路前行，且能渡过急流险滩的不灭的灯塔。
随着时间的推移，万历皇帝与张居正这对君臣，心理上的抵牾越来越大，仇恨的种子在万历心灵深处悄然发芽生长，而小皇帝那个只有三十多岁、精力充沛又满怀期待的母亲——李太后，亦即慈圣皇太后，也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一个令儿子身上雪上加霜的角色。
太后的出身和特殊经历，使她的性格和处事理念，形成了一套独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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