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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希望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令吏部认真考课官员,使其名实相符。
五、固邦本。
眼下风俗侈靡,豪强兼并,赋役不均,官吏们耍弄诡奇花招,吃亏的还是百姓。
因此要敕令有司,尽心清理。
六、饬武备。
精选将领边吏,加强军队训练,举行大阅之礼,严申军纪,注重武备,整饬戎事,亦足以伐外寇之谋,销未萌之患。
此时的张居正处在高拱等老臣压制,甚至按在地下摩擦之中,羽翼未丰,话语权不足,但他仍以一个青年战略家和政治家的眼光,勇敢而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独到而非凡的见解,为走向沉沦的大明帝国变革事业吹响了奋起的号角。
遗憾的是,由于朝中局势复杂多变,张居正初露锋芒,就被老臣们联合沉溺于女色之中的皇帝打压下去,他的理想与计划成为泡影。
事隔多年后的今天,张居正清晰地感到这个时机已经来临。
身处内阁首辅兼皇帝老师双重地位的他,借助李太后和万历的声名,使出的第一道撒手锏,便是贯彻他给先皇帝提出的《陈六事疏》,并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
张居正下的第一盘大棋就是整顿吏治。
当时朝廷奢贿成风,上层卖官鬻爵,收受贿赂;下层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其根源自然是“吏治不清”
。
于是,张居正规定了严格的考察制度,实行综核名实,提出“考成法”
[1],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一时间,政体为之肃然。
继之,裁汰贪官污吏,采取“立贤无方,唯才是用”
原则,作为官员晋升的标准。
戚继光等一批将领,即依这个标准制度得到拔擢。
也正是得益于戚继光等将领的尽职尽责,使多年扰攘不宁的海域和北部边疆得以安定下来。
在隆庆驾崩、万历皇帝登基之初,官僚地主趁机进行土地兼并,严重扰乱了全国应当纳税的田亩数目。
许多豪强大户掠夺农民的土地,赋税却仍要失地的农民负担,造成大批农民逃亡后成为流民,而流民的集中又造成规模大小不一的造反起义事件,对朝廷统治乃至国体稳定造成隐患。
处于维稳和赋税的需要,张居正下令在全国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
到万历八年(1580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7,013,976顷,比六十年前大明第九位皇帝孝宗朱佑樘统治时期,增加了近300万顷,朝廷的赋税收入也自然得到了增加,达到了“自正德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的效果。
张居正越战越勇,胆子越练越大,推行的改革势如破竹,战果辉煌。
万历七年(1579年),张居正以俺答汗为中介,代表明朝与西藏黄教首领达赖三世(索南嘉措),建立了通好和封贡关系,使西部边疆得以稳定。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
,即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起来,折合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数量交税,实行赋税制度大改革,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
同时,在水利、边防等方面革疾除弊,加强建设武备,既巩固国防,又尽可能地方便水利命脉畅通。
更令时人和后人称道的是,面对南北两大边患,张居正启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
为防御蒙古鞑靼入寇边关,张居正派戚继光守卫蓟门,李成梁镇守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筑镇边堡三千余座。
同时,适当开放国门,与鞑靼俺答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使族群矛盾缓和,边防更加巩固。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农业和畜牧业得以发展。
一时之间,本已暮气沉沉、大厦将倾的大明王朝,重新焕发生机,出现了“万历中兴”
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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