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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郑贵妃儿子朱常洵出生以前，首辅申时行就曾建议万历早立太子，但皇帝不愿把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生的儿子，立为帝位的合法继承人，遂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
待朱常洛长到5岁时，王恭妃还未受封，而朱常洵刚刚出生不足两个月，郑贵妃即获得如此殊宠的地位，这不能不令那些早就疑心重重的大臣们，怀疑万历要废长立幼，从而动摇“国之根本”
。
臣僚们不愿因在这件事上的退缩而被记入史册，让后世子孙觉得朝中无忠君爱国之士。
与此同时，万历猜测那一帮自认为“忠君爱国”
的臣僚，必定在暗中蓄势待发，在恰当的时候给予自己一记重击。
事实证明了万历皇帝的预见和担心，就在册封郑贵妃的当天，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即上疏，给皇帝忐忑不安的一颗心，连同那颗热血沸腾的头颅，泼了一瓢冷水。
疏中，姜氏言辞尖锐且直中要害地指斥道：“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
中宫恭妃诞育元嗣，反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请收回成命，先封王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则理即不违，情即不废。”
意思很明显，姜应麟名义上说先封王恭妃，而实际则是要万历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要万历收回成命，以正视听。
在接到姜氏上疏后，万历再次显现了他懦弱又刚愎自用的双重性格：既想保住既得成果，又想叫群臣承认他的所作所为公平合理，没掺杂半点个人私情。
他先是煞有介事地做勃然大怒状，气冲冲地召集身边的宦官，似发火又似解释般地恨恨说道：“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
边说边用手不断地敲击书案。
宦官们出于对皇上身体的考虑和表达自己的忠诚，不便在此等事上插嘴饶舌，只是例行公务般不断地叩头，求其息怒。
万历觉得他的苦心表演得到了宦官的理解，但还是以不服输的姿态降下旨意说：郑贵妃之所以特加殊封，只是由于她敬奉勤劳，此事与立皇储毫无关系。
立储自有长幼之分，姜应麟疑朕有私心，应降处极边。
中国封建帝国绵延二千余年，历朝历代的臣僚无不钩心斗角，尽显排挤打击之能事，尤其在“立储”
的政治决战中，更是拉帮结派，互相攻伐，直至拼个你死我活。
但发生在大明万历一朝的“立储”
事件，却显得有些另类，大多数臣僚竟观点相同，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反对册立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为太子。
按照当时朝臣的思维方式，太子的储立，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个“国本”
是值得以身家性命去争取、维护的，如果因为谏阻而被皇帝下令拖到殿前当众在屁股上施以板子，直至鲜血淋漓，甚至死去（杖毙），应视作“诤臣”
的光荣而不是耻辱，因了这份光荣，就有可能永载史册，或博得个永垂不朽的声名。
姜应麟此次上疏阻挠，虽然没有被拖到殿前挨板子，却也拂了龙须受到贬谪的处分，若无人出头替他鸣冤叫屈，对饱读史书、深知礼教、食国家俸禄的大臣来说，是极不光彩的，无论是出于礼教还是道义，都需要有人站出来据理力争。
于是，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等一干臣僚，联合上疏为姜应麟开脱，替王恭妃鸣冤叫屈，指责皇帝对此事不公，其结果是一并获罪。
接着，又有南北两京数十人上疏申救，大有不改变立储人选誓不罢休之意。
故宫午门广场旧影，明代实施“廷杖”
之处。
明代廷杖的规矩，是由太监监刑，“令锦衣卫行之”
。
彼时午门前两侧设有锦衣卫值房，凡朝臣中有违背皇帝意愿者，即令锦衣卫当场逮捕，并在午门中央甬道的东侧行刑拷打，然后下“诏狱”
等候处决。
一般受廷杖者十之八九会被当场打死。
有关廷杖的具体细节和方法，《明史·刑法志》所记颇详
面对野火一样四散燃烧的舆论，与一批批直而上疏的勇士猛臣，躲在深宫的万历尽管心中极其恼火，却不再以火攻火，而是采取了置之不理、我行我素的态度，以示对抗。
对于这个战略战术，时人颇不理解，而四百年后的明史研究学者黄仁宇却做了这样的破译：作为万历皇帝，他对自己的“私生活”
被人干预感到难以忍受，觉得这如同把金银首饰、玉器古玩，赏赐给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别人无权干涉。
而此时的臣僚对万历皇帝的作为越来越“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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