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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望着材料暗暗地想，如果这份申诉书从第一稿起，每投寄一次便誊抄或修改一遍的话，到现在应该是共有90万字经过了他的笔端。
如此浩大的文字工程，即使令专写“三部曲”
的作家也不得不为这位申诉者的毅力和精神所折服。
由此可以想见，这个案子耗费了他多少精力和心血。
如果把这些精力和时间用之于学术研究，那又是怎样的一种景况？
“这30次的申诉稿合起来可相当于3部长篇小说的文字数量。”
我说着，内心为他的徒劳而深感惋惜。
他叹了口气，目光黯淡下来，似在为我的惋惜之情做解释：“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正在用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向国家和人民做奉献的时候，却遭到政治上的打击、人格上的侮辱、学术上的限制，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已申诉20多次，但却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眼睁睁地看着酿成的这桩历史冤案不能平反，我不能不再次提出申诉，我觉得争回人格和人权比做什么都重要。”
“您觉得文物局对您的处理不恰当？”
我小心地问。
“不是不恰当，而是完全错误的。
省文物局置自己于1985年下发的行之有效的第66号文件于不顾，并置管理混乱、文物数量不清、该移交而不交，致使隐匿的俑头失盗的原秦俑坑考古队队长杭德洲的直接责任于不顾，滥用权力，借助社会上不明前后两个考古队真相的错觉，巧妙地移花接木，撤销了与此案毫无牵连的我的一切职务，并取消两年考古队领队资格。
这既推卸了自己按文件早应追查的逾期不交的责任，也庇护了关系网上的责任者。”
当王学理一口气说完这番话时，脸涨得通红，显然他开始激动了。
“我看过文物局下发的1985年第66号文件，但对您说的前后两个考古队的真相和巧妙地移花接木等不明白，希望您能对此解释一下。”
我说。
王学理从材料堆里找出一份复印的1985年第66号文件，用红蓝铅笔在上面圈点着：
一号坑内已展出的五个方内全部出土文物（包括南北展室的全部文物），由原考古队移交给秦俑馆，未修复的秦俑由秦俑馆负责修复、复位及五个方的安全、卫生工作。
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交、马秀青接，限年底以前完成……原考古队将所有文字、照片资料一式三份，分别交给秦俑馆、省文管会和现秦陵考古队，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限年底以前完成……逾期不交者要追查责任。
如果按此种圈点法，把所有带点的文字排列起来，就成为：
全部出土文物，原考古队移交，由杭德洲牵头。
原考古队分别交，不交者要追查责任。
王学理放下铅笔，望着我的脸：“这下你该弄明白了吧，原考古队发掘的这批文物的交接双方是在它同秦俑馆之间进行，可以说是有单位、有人、有时间、有责任人。
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同陕西省考古所无关，同秦陵考古队无涉，也自然同我王学理本人毫无牵连，当然我也就不负什么责任。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1986年7月2日，在省文物局一位领导的办公室里，杭德洲问我：‘省文物局叫把以前的文物交给秦俑馆，你说咋办？’我回答：‘由你交文物是早有规定的，还是按局里的文件办。
’杭德洲说他工作忙，要屈鸿钧协助，并令我通知屈，我说我不能通知他，由你同他商量，他如果愿意协助你，只要他给我说一声，就算是把人交给了你。
当屈告知我时，我说这不是咱队上的安排，你听老杭的吧。
因为他们没有陶俑的详细数量，不是照册清点，而是临时见俑登记，但从登记到同秦俑馆交涉，一直到一件件的点交，都是由杭德洲与屈鸿钧经手的，我并没有参与和过问，当然不能说我有工作上的责任。
何况原秦俑坑考古队向秦俑馆移交的这批文物没有按时交付，从1985年11月29日文件下达到1986年12月2日，拖延长达1年之久不见移交。
在这期间，文物局没有任何文件或是口头通知委托现秦陵考古队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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