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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他们之间1年之久不交，就是10年，或更长的时间不交接，都与我毫无关系，因此，我没有事实上的责任。
至于杂品库内存放的将军俑头，我王学理压根儿就不知道。
一号坑在第一次发掘时，共出土4个将军俑，但原考古队向秦俑馆移交时，却少交一个将军俑头，并将其擅自藏匿于现考古队的杂品库内。
因为在1985年11月7日，秦俑坑考古队副队长柴中言把钥匙交给屈鸿钧时，它只是一间放杂货的普通房子，里面除两盘钢筋、九根半钢管、十多块杂木板、一个木案子，还有其他一点杂物外，并没有任何文物。
有这两人移交签字的清册可证，而掌管钥匙后的屈鸿钧从来没对我说过里面有俑头。
既然我不知道，当然也就不负法律的、事实的和工作上的责任。
这一切责任应当归于把贵重文物不交，并乱塞于杂品库中的原考古队队长杭德洲。
可文物局不但对此不予追究，反而责诸他人，企图不是昭然若揭吗？
“将军俑头案案发后，有人向公安机关建议将我王学理逮捕，但临潼县公安局却明确表示：只是发案时本人不在工地，就没有直接责任，因此也就不能逮捕。
1987年2月17日，杂品库内的将军俑头被盗时，正值我在北京参加《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写会议，在2月13日去北京前，我曾3次委托主管考古队安全的刘占成负责保卫工作，并向考古所石兴邦所长汇报过。
25日晚，我从北京返回西安后，得知杂品库门被撬开，26日赶到工地摸清了情况并及时向省文物局和临潼县公安局报案，这一切足以说明，我非但没有事故责任，而且尽到了道义上的责任。
因为这是‘邻居’家中失盗，并非秦陵考古队失盗，由我主管的秦陵考古队文物库房和发掘现场，文物是清楚的，有安全保障的，并没有发生任何失盗事故。
至于发生在1986年7月和1987年2月17日的两次一号大厅后部武士俑头被盗事件，责任者很明确，前者是原考古队在移交过程中丢失的，后者是秦俑馆接收后丢失的，两个俑头各有属主，均未交秦陵考古队代管。
而1987年2月17日被盗的将军俑头则是原考古队该交而不交的私藏之物，理应追究其栽赃之过，怎能说是秦陵考古队连续被盗呢？三个俑头的连续被盗，恰恰反映了文物局主管领导的官僚主义和原考古队的管理混乱。
舍此，别无他责。
“我王学理主管的经过重新组建的秦始皇陵考古队，辟有专用文物库房，新购有6个铁皮文物柜子，还有一系列安全措施。
新发掘的5个探方，对出土的文物及时入库，库有登记，发掘现场又无文物差错。
就原考古队掘的前5个探方文物及整个安全问题，我曾多次给省文物局呈送过报告，并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敦促，可说是尽到了道义上的责任，但可惜没有引起文物局领导人的足够重视。
早在1985年第66号文件下达后，我就给局领导谈过这批文物的安全事宜，当时得到的批示是：马上就移交，你们应做好新的发掘工作。
1986年6月29日之后，我曾多次报请确定考古队保卫关系，时至俑头被盗3个月后才口头答复，整整拖延1年的时间。
1986年7月24日，省文物局一位领导人关于未移交陶俑人坑问题来到考古工地，当时我阐明了局文件规定的责任范围，也没有接受放俑的任务。
按理说，应引起局领导人关于拖期文物安全的关注和重视。
可惜的是，领导者事发前麻痹大意，事发后凭权推诿。
1986年11月19日之后，就个人占有文物、拒绝入库问题，我向局报告并多次催促尽快解决，直至将军俑头被盗过后4个月还迟迟没有得到落实，从我报告之日起又整整拖了8个月之久！
两相对比，谁有功，谁有罪，这不是很清楚吗？说穿了，这次将军俑头被盗事件，我只不过是当了个替罪羊而已，我相信这个冤案总有一天要平反的……”
“请问您在取消考古队院内经常性的昼夜值班制度、撤销值班人员时是怎样考虑的？”
未等对方把话全部讲完，我又提出了这个关键性的敏感问题。
“我没有取消值班制度，更没有撤销值班人员，你的提问使我感到茫然。”
他答。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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