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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说出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信息，但王学理分明已经窥知了我的心情，他在猛喝了一口茶水之后，再次解释起来：“1985年我接手工作后，鉴于人浮于事，在7月3日召开的干部会上，就临时工做了明确的安排，干部也有了具体分工，同时加强了值班制度和人员的管理。
在一号大厅内共安排9人值班，日班5人，夜班4人，每班2人，日夜轮流，并由业务干部刘占成负责保卫工作。
在生活区安排值班3人，另有2人做杂工并随时顶替，由业务干部鱼龙负责管理。
“1985年11月8日，根据文物局及考古所关于人员整顿、确定放假的指示精神，我在学员大会上明确宣布：大厅留值班人员8人，生活区留2人值班，由刘占成同志管理安全保卫和统筹工作。
至1986年2月5日，在安排春节值班期间，确定大厅的8人不变，生活区增加到3人。
3月下旬，由于考古队即将进行发掘工作，根据新的情况我做了周密的安排。
原来考古队的院子是向外开通的，游人可随便穿过，所以派人值班。
而自从春节后有武警中队进驻秦俑馆，我亲自跑材料、找人员在营房与考古队中间修筑了一道隔墙，并请人焊接了两扇铁栅门安上，规定晚上11点锁门。
从此，考古队有了自1974年发掘以来一直未有的独立的大院。
这期间，我多次拜访武警中队，加强联系，以取得事实上的支持。
“将军俑头被盗前夕，我在安排春节值班时，明确指出责任范围仍是大厅和生活区，带班干部是家住考古队院内的刘占成同志，在我去北京前夕，就考古队工作先后给刘占成安排过3次，令其负责队里的工作。
刘占成满口答应，一再说：‘你放心地走，队里有我呢！
’就在我去北京时，将文物库房的钥匙交给了刘占成。
这一安排在2月10日，我曾向考古所石兴邦所长做过汇报。
事实上，在我离开工地未赴北京期间，刘占成已开始主持队上的工作了。
但当将军俑头案发后，刘占成竟置事实于不顾，强词夺理说，石所长没叫他负责考古队工作，考古队也没有安排春节后值班，开工后值班制度是自然取消的云云。
当我拿出记录后，他又说他只负责大厅的安全保卫工作。
而偏偏不久大厅后部又丢失了武士俑头，这时刘占成怕承担责任，便又对前来工地调查的工作组说他只负责大厅前边的发掘，大厅后边是王学理主管，将责任无辜地推到我的头上。
更令人奇怪的是，在春节放假期间干部未归的情况下，作为副队长的王学理给刘占成交代了工作，文物局调查组则认为不算数，两人为啥不签字？而刘占成在案发后为逃避责任，竟编造出王学理只让他招呼大厅的假话。
我们的文物局不但予以相信，并且行诸文件，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领导机关的文件，还有什么严肃性可言？
“我认为，连续发生俑头被盗的事件，正像主管陕西省文博考古事业的副省长孙达人在省文物局的报告上所批示的那样：秦将军俑头的丢失，反映了你局所严重的失职和渎职。
除此之外，我还认为俑头被盗事件的发生，也是原秦俑坑考古队杭德洲的过失。
客观而实事求是地说，我非但没有直接责任，连间接责任也没有。
要说有责任的话，也只能是邻居失盗我没有看见和没有听见的责任……”
时间在沉闷、激昂、忧郁、伤感等极为复杂多变的氛围中飞快流逝，我借王学理再度掀动杯盖喝水的空隙提出辞别。
当我站起身时，禁不住又看了一眼那堆倾注了申诉者心血和精力的材料，摇摇头，没有说话。
王学理似乎已明白了我的心理，在送我下楼的同时做着最后的解释：“想我王学理已年届五十，正当拼搏报效国家而取得成果之时，却遭受如此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严重创伤。
我数次不懈地申诉的目的，就是要求上级派人做翔实的调查，恢复冤屈者的名誉，解我于倒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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