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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号过洞位于陪葬坑的中部，宽4米，试掘部分为东西长2.6米，南北两侧分别为夯土隔墙，墙壁竖直、坚硬，由于遭到明显的火焚，致使上部棚木完全塌陷，棚木距坑底最低处仅1.35米。
考古人员在棚木上的填土中发现有绳纹板瓦残块等遗物，随后在过洞西南角的棚木上部，出土了一件重达212公斤的青铜鼎。
由于坑体被焚，铜鼎鼎口朝上呈南高北低的倾斜状，被塌陷的黄土所掩埋。
发掘时，考古人员在距现地表2.9米深处，先是发现了铜鼎的一只附耳，再是发现了鼎口，鼎口内的填土与陪葬坑填土的土质、土色完全吻合。
当考古人员把填土挖掉，最后将鼎整体提取出来时，发现在鼎的底部有南北向分布的棚木遗迹。
清理后的铜鼎通体呈横椭圆形，子口内敛，方形附耳外撇，深鼓腹，圆腹下收，平底底下有3个蹄状矮足，腹部饰有两列蟠螭纹条带。
通高61厘米，外口径71厘米，耳宽18厘米、高22.5厘米，足高24.6厘米。
周身纹饰构图饱满，线条纤细流畅。
上下腹两组花纹之间以半弧形凸弦纹为界纹，表面饰有三角回纹和云纹。
鼎足根部饰有兽面纹，兽面纹双目圆瞪，直鼻卷唇，两侧有卷云状羽翼。
这是秦陵考古近30年来所发现的体积、重量最大的一件铜鼎，整个造型大气磅礴，恢宏壮丽，当为国之宗庙重器。
铜鼎初露
露出鼎口
青铜大鼎的出现，为考古人员带来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即这件青铜鼎为何放在此处？其用途是什么？
秦陵K9901坑出土实物大铜鼎线描图（实物见彩插）
段清波等考古学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研究后认为，与秦始皇陵园此前发掘、钻探的其他陪葬坑相比，这个陪葬坑应算是较小的一个。
但就在这样一个小型坑中，发现如此大的重鼎，且又出土于棚木之上，这在秦王朝礼制严格的情况下，当具有特殊的意义，从试掘中的各种迹象分析，初步判断可能具有下列几种原因：
一、祭祀之器。
春秋初年秦立国之后，继承了以礼为代表的西周奴隶制各种制度，秦人在丧葬礼仪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直接承袭了周代的丧葬制度。
从几十年的考古发掘来看，春秋前期的秦国贵族墓葬中礼器的基本组合为鼎、簋、壶、盘等，其中鼎、簋等器物的配置数目与墓主的身份等级相一致，这与西周晚期至东周初期的周制是基本相同的，秦的礼制应直接来源和承袭于周礼。
通过现代考古发掘证实，在秦始皇陵园内城北部，秦始皇陵封土北侧，分布有大面积的地面建筑，即陵园的寝殿和便殿基址，而这寝殿和便殿内应放有象征秦始皇帝最高权力的青铜大鼎。
由此推测，秦末战乱期间，各路大军兵发关中，秦始皇陵园已是烽火狼烟，面对这种危局和颓势，守陵人员为避免铜鼎遗失而于仓皇之中，特意从寝殿搬运并埋藏于这个距秦始皇陵封土较近的陪葬坑中。
后来随着大火的焚烧、棚木的坍塌，这个铜鼎就被埋入黄土之下，越两千多年无人知晓。
出土陶俑刻字“咸阳亲”
陶俑左肩的“咸阳亲”
刻字
二、丧葬礼仪。
陪葬坑在埋藏时可能举行了某种特殊的祭祀或埋葬仪式，青铜鼎作为祭祀或埋葬仪式的用具，在仪式举行完毕后随之被埋藏于陪葬坑中。
另据考古人员申茂盛等人的分析，这个青铜鼎，是春秋中晚期至秦汉时期流行于中原地区和秦地的典型铜鼎，但与现代所发现的秦代铜鼎相比，体积和重量都有较大的差别。
因此认为，这个铜鼎不是秦人本族所制作，而是通过战争或其他手段从三晋地区的迁来之物。
在陪葬坑的第二过洞内，除青铜鼎之外还出土了4件铜质马蹄套及1件石质马缰饰。
由于发掘面积有限，清理工作也只限于一个阶段，关于这些器物以及过洞的文化内涵，考古人员正在进一步研究。
要真正解开湮没了两千余年的谜团，尚需时日。
试掘中，让考古人员感到格外惊喜和兴奋的是陪葬坑的第三个过洞。
就在这个过洞中，在试掘的一小块范围内，发现了11个形状不同的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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