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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秦代的李斯，则先是以其超人的计谋，将和自己处于同等地位的同学韩非用毒药致死后，再以风卷残云之势，借秦始皇之手将比自己地位低下的诸生坑杀于荒郊野外，但自己也在和同僚的角逐中马失前蹄，被处死于咸阳街头。
这种士大夫阶层的自残，随着历史的进展，越演越酷烈凄婉。
其事例之多不可胜数，许多悲剧并不是由坐车的君主造成，而是拉车的士大夫自残的结果。
之所以历史上许多君主被冠以暴戾、无道、残忍的罪名，只是他本身被当作士大夫阶层自相残杀的锐器而已。
令人大惑不解和扼腕叹息的是，这个出现了许多具有宏韬大略盖世英才的社会阶层，千百年来只知一味地依仗权势，为君主驾车开道，却从未构筑起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和生命体系，在纷繁的大千世界中，他们始终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与君主、权势做抗衡以争雄，并取得自身和这个整体阶层的胜利，这不能不算作最大的悲剧。
这悲剧的深层底蕴所揭示的则是自誉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之圣杰，远没有小小的蝼蚁聪明和清醒的哲理。
因为，那小小的蝼蚁深知自己个体的力量无法和山野丛林中的君主——猛虎、巨蟒之辈争雄。
在面对如何生存的严峻问题上，它们所做出的选择不是为猛虎开道，亦不为巨蟒驾车，而是精诚团结，构筑了自己独特的生存体系，并以个体的智慧和整体的力量在山野丛林的生存环境中，和猛虎巨蟒分庭抗礼，顽强生息繁衍。
人类中的士大夫可以伴君，但这小小的蝼蚁却不伴虎。
它们以整体的力量和独特的生存结构出没于山野丛林，使整个动物世界中的君主、枭雄也不得不敬而远之，莫敢轻举妄动。
假如人类能领悟了其中的奥秘，假如秦时的儒生包括李斯本人不是纷纷跑到咸阳，依附权贵，给君主拉车开道，以图个人眼前之小利，而是建立和构筑另一种生存体系，或许，他们的命运结局没有如此悲惨。
或许，整个世界人类的生活又是另一个样子。
或许，在秦帝国陨落的千百年后，那种知识分子自残的凄苦情景也不会在这块黄色土地上出现。
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人类没有做到。
所以悲剧也就不会休止。
诸多史评家把秦始皇焚书坑儒说成毁灭中国文化，这显然有些夸大其词和加重其罪之嫌。
确切地说，应是以法家为代表的秦文化毁灭以儒家为代表的关东文化。
与此同时，“秦虽无道，诸之尺书，文篇俱在”
。
至汉兴起时，民间所藏诸子百家之书陆续而出，可谓洋洋大观。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余风也骤然升起，阴阳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诸子之学与儒学并存。
各有各的信徒和市场，渐已形成燎原之势。
只是自汉武帝行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政策后，各家学说才又陆续退出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中心。
秦始皇焚书坑儒图
“生还者说”
专题杂志
这样的事实，已清楚地向我们表明：秦始皇的“焚书”
政策和文化征服所收到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它在客观上没有造成中华文化的断裂和灭绝性的浩劫。
相反的是以项羽为代表的关东复辟势力的兵燹行动，却给先秦文化和科技造成了灭绝性的毁坏，致使辉煌的雕塑、书法、绘画、文学、音乐等艺术和杰出的烧制、铸造、冶炼，以及防化等科技精髓几乎绝迹于世，出现了金光闪烁的中华文明链条中再也无法衔接的断裂层面。
秦兵马俑和铜车马的出土，以鲜活的实物和无可置疑的事实证明了这一论点。
否则，兵马俑写实风格的雕塑艺术、烧制工艺、铜车马的冶金铸造和青铜剑铬盐氧化处理的先进科技可能就不会失传，甚至直到今天都仍然是难以解开的科技工艺之谜。
董仲舒（公元前197—前104年），广川人（今河北枣强东北），汉景帝时期博士。
汉武帝时，以贤良对策，提出天人感应之说，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被武帝采纳。
存世著作为《春秋繁露》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董氏用阴阳五行学说，系统建立并阐述了他的“天人感应”
思想
项羽发动的兵燹，仅仅是使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文明发生了断裂，而汉武帝所采取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则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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