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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复兴的儒家学说，当时仍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在它的面前仍然是诸家学说林立，如老子、庄子、墨子、阴阳家等诸家学说在朝廷和民间的影响，大可以和儒学分庭抗礼。
只是汉武帝下令“独尊儒术”
后，诸家学说才日渐萧条冷落。
而这时的儒术由于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便失去了原有的披荆斩棘、在竞争中不断发展、改进和完善自身的创造力和应变力，原有的单纯、朴素、贴近人生和现实的精华也日渐受到侵蚀。
这时的儒学便开始趋向呆板、陈腐和僵化，它作为一家独立的思想学说受到时代的严峻挑战，并将沉沦于历史的泥潭之中。
导致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汉武帝的大一统思想。
如果这种大一统思想只是在语言、度量衡、历法、礼乐等社会生活的形式方面的统一，则是符合民族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国家民众的需要，对社会具有推动作用。
可惜的是汉武帝“独尊儒术”
的根本目的在于完善政治一统天下的思想一统，或者说是思想一统下的政治一统，而这种一统思想或一统政治又都是君主个人意志与见解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使中国的集权化、君主专制政治又更加集中和“一统”
，使人们的精神意志和生活方式完全臣服于君主的权力和意志之下，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思想怪圈。
山东诸城前凉台出土东汉画像石，刻画了讲经人和捧简听讲人的形象
但随着这种怪圈的形成和加固，儒学本身却衰落和日渐走向破灭。
在这关键时刻，由于董仲舒的出现，才力挽狂澜，将衰竭的儒学再度复苏。
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理论，以自然法则作为人的行为规范，以自然秩序比附社会伦理，以天象变异比附人的喜怒哀乐，从而成功地把各种文化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都放置于天命的支配之下，形成了新的以儒、道、阴阳、刑名、天、人、自然合而为一的汉代儒学。
这种“天人感应”
的新儒学理论，为“君权神授”
制造了迷惑民众的依据，从而使封建君主的大一统思想和一统下的政权顺利地沿着这一理论体系跨过了近千年的岁月。
这种新儒学的理论不仅巩固了大一统思想和封建君主政权，同时也在迷惑民众的过程中使中国的古代教育丧失了独立性，滑向了腐蚀消磨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歧途。
所培养出来的大多是奴性十足的官僚和满口“仁义道德”
的迂腐学子。
孔子整理并向学生传授“六经”
情景
而这种奴性教育的最终结果是使官僚和学子的一切行为更屈从于政权并按照时政的意志和需要去行为。
秦始皇的“坑儒”
事件，在西汉前期尚未见载诸典籍，只是一些儒家学派的信徒口传而已。
汉武帝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后，有个叫卫宏的人为迎合君主以及儒家学派的欢心，在一篇《诏定古文官书序》中，将秦始皇坑儒的传言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并编撰了秦始皇在骊山温谷种瓜，瓜熟后令儒生们下谷观看，正当儒生们对面前的奇异现象各持己见、争执不休时，秦始皇下令填土，700余名儒生被全部活埋坑杀。
而后来的史学家王充出于和卫宏同样的目的，竟不顾历史事实，在《论衡》的《语增篇》中信口开河地加以证实道：“传语曰：‘秦始皇焚烧诗书，坑杀儒士……言烧焚诗书，坑杀儒士，实也。
’”
王充的结论，终于使秦始皇背上了“坑儒”
的骂名。
而事实上，当年的秦始皇并未“坑儒”
，只是杀了一些靠招摇撞骗、欺君蒙世的“方士”
而已。
当然，秦始皇坑杀方士的做法也未免过于残暴，若在两千年后的今日，按照法律以诈骗罪将这些方士判几年刑也许较为恰当。
当董仲舒提出并创立的新儒学流行了近千年之后，由于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在中国的兴起，这种以阴阳五行为主体的新儒学又日渐陈腐并受到严峻挑战。
尽管正统的儒家学派大力排斥诋毁佛道二教文化，但最终还是在这两种文化的渗透冲击中，不得不吸取佛道哲学中的思想精华，对汉代儒学进行第二次改造和完善。
于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创立的“三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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