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爱看小说】地址：https://www.antiquessd.com
是从1961年的调查开始的。
那年春天，四川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冯汉骥教授根据他在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掌握的情况，命当时他的研究生——我，与助教张勋燎同赴广汉，为张讲授《考古学通论》课程的学生进行考古调查做前期准备工作。
记得我们到广汉之后，是由鸭子河的北岸下河，涉河到真武宫附近爬上南岸的。
那时鸭子河的南岸还没有移动到现在这个位置，由于每年受河水的冲刷，现在人们看到的南岸已较那时大大地南移了。
当时发现被河水冲刷的南岸断崖上露出厚厚的文化层，其中嵌着陶片、烧土块，有的还暴露出灰坑剖面，而在河滩上散落的陶片更是俯拾皆是。
我俩见状大喜过望，认为这里果然名不虚传，确实是学生实习的理想地点。
此后我们还向南越过马牧河，顺新开的沟渠一直走到大土堆（三星堆）前，沿途采集到不少陶片。
待由三星堆回到校园后，向教研室领导报告了这一情况，最后大家决定，这年的6月由张勋燎率队，与历史专业58级学生一起进行实地调查。
这次考古调查取得的成果，后来由张勋燎执笔撰写了《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调查简报》，刊登在《文物》1961年11期上。
由于有了这一前期的工作，才催发了1963年9月四川大学考古专业与四川省博物馆合作对三星堆遗址群中的月亮湾遗址的发掘。
这次发掘，川大实习队在现场是由当时的助教马继贤、童恩正、宋治民负责。
四川省博物馆派出张才俊负责，还有技工戴堂才等参加。
冯汉骥教授作为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和川大考古教研室主任在发掘期间常带我们去工地指导，也让我们有实地观摩的机会，冯老师的谆谆教诲至今犹在耳际。
这一些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大多都被岳南先生细微地描绘入他的《天赐王国》历史长卷中去了。
当我第二次到三星堆工作的时候，已经是23年后的1986年了。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原主任冯汉骥教授已于1977年仙逝，由我和张勋燎接任川大考古教研室正、副主任。
这时我正为学生的实习找点而四处奔走，后来找到四川省文物考古所的负责人赵殿增，经商谈后同意合作，于是组成川大考古专业84级实习队，我作为副教授，与助教霍巍、李永贤等一起于1986年3月1日开赴广汉三星堆发掘。
按当时的分工，我担任川大考古实习队的领队，工地领队则是四川省考古所的陈德安，发掘分为三个区，指导的有省考古所的陈显丹（三区）和川大的霍巍（二区）、李永贤（一区）。
参加这次发掘工作的，除省考古所与川大考古84级的二十多名学生外，还有广汉、德阳、绵竹等地的几位文物干部，另雇用民工一百多人。
这支庞大的考古发掘队伍在早春的成都平原上显得热气腾腾，连残雪也为之消融，象征着川大与地方文物部门的合作开始了不同寻常的新阶段。
1986年春的田野发掘顺利地进行到6月初，这中间除了岳南先生的描述之外，我觉得有几点值得补充：由于这是四川省内规模空前的正式发掘，我们对田野工作的质量抓得十分认真，按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稿）》严格执行。
其中有这么一个细节，我固执地坚持要求每一个下坑操作者不能穿有跟皮鞋，因为凹凸的硬底会扰乱探坑地层平面的遗存现象。
前面说过，当时参加发掘的各类人员有一百多位，一时间平底鞋严重短缺，造成恐慌。
川大考古教研室派专人在成都紧急采购，才得以把这一难题解决，当年发给我的平底鞋一直保存到现在。
有人可能说这些属于琐事，不值一提，但日前还有当年的川大学子、今日考古界的“一方诸侯”
，对人绘声绘色地讲起此事，称受益匪浅。
可见考古实习的教学环节无小事，一举一动都会对学子们今后的考古生涯产生长远的影响。
大概是1986年5月的某一个发掘工作日，我们几个发掘工地负责人，来到三星堆土堆以南的田埂旁时，发现当地农民挖出的土堆中有铜器残片，但考虑实习时间即将结束，若要扩方发掘无论如何来不及了，只好把标本暂时取回，并做了记录，存入三星堆工作站。
后来得知，这个出土铜器残片的地点，与发现闻名于世的两个祭祀坑的地点处在同一地区并且相距不远。
当祭祀坑出土的器物引起万人瞩目和世界性轰动时，有人在奔走相告、欢呼振奋之余对我说：“你这是巧遇良机而失之交臂呵，不感到懊恼吗？”
我的回答是：“任何考古发现都有它的规律和概率，我带领学生实习的时间和发掘的地点是有限的，而考古发现的机会是无限的，谁发现就该向谁道贺好运气，何懊恼之有！”
再说，考古收获不能总以挖到珍宝为标志，当年冯师汉骥教授就常对我们说：“考古发现的有与无都是成果。”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