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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第一次从地层学和类型学上对月亮湾的发掘进行分析对比，指出该遗址是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时期的堆积，纠正了以往依据地面调查获得的材料来判断该遗址文化内涵的片面观点。
发掘的事实证明了地面所暴露的主要是上层的遗物。
第三，纠正了新中国成立前一些学者的错误观点。
比如当年葛维汉在燕家院子前面出玉器的坑中发掘时，曾把含红烧土的层次误认为是由于烧窑所致，故定为“窑层”
。
他还根据当地传说与月亮湾梁子上曾暴露出汉砖等现象，从而认为这是汉代的废墟。
经发掘知道，地层中的红烧土堆积，是房屋建筑坍塌之遗迹。
月亮湾梁子上有东汉墓的遗留，并非人工建筑之城墙。
第四，三层下发现的沟槽，虽然当时我们已认定它是房屋建筑的遗迹，但它究竟是当时普遍的建筑形式，抑或是有特殊用途的建筑，因受发掘面积的限制，尚难定论。
后来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在三星堆的发掘，证明这类建筑是当时的一种普遍形式，两地互相印证，表明这种建筑从北边的月亮湾到南边的三星堆一带都有广泛分布，它们具有共同的文化面貌。
最后，在遗址的第二层发现了残铜器、炼渣、孔雀石及坩埚残片，表明该层处于青铜时代，而且铜器是在本地制造的。
这为将来在更大范围内寻找冶铜遗迹提供了线索，同时也为后来研究三星堆出土的极具特色的铜器群提供了有力佐证。
正如马继贤在反思这段工作历程时所言，由于受实习时间限制，当时在发掘中采用的是比较简单的探沟法（2米×5米），因而受揭露面积所限，有些建筑遗迹未能探清其面貌。
此外，在发掘月亮湾梁子的土埂时，虽然想弄清此处是否是一道城墙，但在发掘中地层被一座汉墓打破，清理时没有发现人工夯土，所以认为不是城墙。
后来经过四川省考古所多次发掘，证实此处恰恰就是一道商周时期的城墙，从而令当初的发掘者深感遗憾……当然，同所有的科学都在不断地发展进步一样，关于城墙这一在考古学中至关重要的大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才渐渐认识的。
作为后来者，对冯汉骥等考古学家的田野工作及他们对遗址文化性质的认知程度和水平，是不会求全责备的。
令人扼腕和颇感愤慨的是，当田野工作结束之后，一系列闹剧、悲剧以及群丑的反复出演。
沿着马继贤在追记中所说的“此次发掘的资料一直未能公之于世”
所透露的隐情，展开追索与调查可知，当年这支联合发掘队在撤出广汉回到成都后，作为一个临时组织的学术团体自然随之解散。
但为了对学生有一个系统的训练过程，按冯汉骥的意见，此次发掘出土的全部器物暂存放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以供学生们在不断整理中有一个更加深入细致的了解。
然而，省博物馆的部分领导和业务人员对这一做法提出异议，并说：把本次发掘的器物放于川大，既不符合常规，也不合乎情理，一旦这批器物整理完毕，其随之产生的科研、学术成果势必会被川大方面独吞。
在本次联合发掘中，省博物馆是出钱、出物最多的一家，没有省博出钱出物，这些师生恐怕连校门都难以迈出，更遑论搞什么田野调查和发掘了。
而冯汉骥身为两边的主要领导，本应坚持原则，把一碗水托平，想不到竟置省博利益于不顾，将功名利禄的砝码偏到了川大一边。
冯汉骥应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收回成命，令川大方面立即无条件地交出月亮湾发掘的全部器物。
面对省博物馆部分领导与专家当面或书面提出的这些明显带有偏见的意见，冯汉骥大感惊讶与恼火，想不到刚刚搞了个规模并不大的月亮湾发掘，是非与争斗就开始了。
你们乐意斗就去斗好了，反正我是不改初衷。
这样想着，他采取了漠然处之的态度。
对方一看自己的意见没有引起这位一馆之长的重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意见书直接递到了博物馆的上级主管单位省文化厅主要领导的手中，请求立即出面给予干涉。
面对这样的请求，为息事宁人，省文化厅领导派出专人负责召集省博与川大双方代表座谈讨论，并从中给予协调。
省文化厅的特派员在听取了双方的汇报后，认为冯汉骥的决策并没有什么过错，遂当即拍板决定，驳回省博人员的上书意见，全部发掘器物仍留在川大考古教研室进行整理。
这一决定，令省博一帮人大为不快。
他们并不甘心，还想找机会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
就在川大师生即将把月亮湾出土器物全部整理完毕时，省博一班人预感到新的时机来临，便于1964年11月再次提出要求川大归还发掘器物。
在省博的强大攻势下，省文化厅领导在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最终撇开了冯汉骥，抛弃了川大师生，并按照省博人的私下意愿做出了最终的裁决，勒令川大马继贤等教师立即无条件地将器物交到对方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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