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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开始前的冯汉骥
1976年10月，当冯汉骥在病榻上听到“四人帮”
倒台的消息后，兴奋异常，立即又燃起了久埋心底的希望之火。
由于心中长期结系着广汉月亮湾情结，他派人将自己的得意门生兼助手、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教师、中国科幻文学之父、著名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的作者童恩正招到自己的病榻前，让其设法重新收集1963年在广汉月亮湾出土、在省博物馆遭到大劫的器物资料，趁自己一息尚存，抓紧研究，以便在有生之年写出一份有关这次考古发掘的初步报告，以便对学术界同人及人民大众有个交代。
童恩正受命后，开始按照导师的要求一一落实。
令人扼腕的是，尽管童恩正为此费尽心机，全力以赴进行搜寻、查找，但存放于省博物馆的器物，在“文革”
中几乎全部被造反派当作革命的对象捣烂砸碎，连同其他若干种器物被抛入垃圾堆中。
而当年由川大师生呕心沥血整理出的文字资料，仍然是下落不明，无人知道是变成了垃圾还是被烧成了灰烬。
万般无奈中，童恩正只好在川大师生中收集了部分当年发掘时的日记体原始记录，稍做整理，向冯汉骥做了汇报。
面对这一劫数，冯汉骥清醒地意识到要完成一篇能在学术界交代过去的发掘报告已成为泡影，遂在长叹一声后改变了主意。
他准备根据劫后残余的材料，撰写一篇专题论文，以示对月亮湾遗址几十年的仰慕眷恋之情。
童恩正
此后，冯汉骥在病榻上与童恩正根据掌握的残碎材料，就有关月亮湾的玉石器问题做了研究与探讨。
根据拟定思路和师徒二人达成的共识，由童恩正执笔开始着手撰写。
就在初稿刚刚完成之际，1977年3月7日，一代考古学巨擘冯汉骥撒手人寰，乘鹤西去。
冯汉骥去世后，童恩正按照其临终前提出的修改意见，对刚刚草成的《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一文，进行了部分调整和加工润色，最终得以定稿，总算是了却了导师生前的一点心愿。
冯汉骥手稿
此文对历年来广汉出土的玉石器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清理与研究，并对月亮湾遗址的性质、年代以及与附近三星堆遗址的关系等敏感问题，一一做了论述。
尽管文章篇幅不长，但从条理分明的论述中，仍然可以看出冯汉骥严谨缜密的思想脉络、渊博的学识以及在字里行间闪耀着的科学与理性的分析。
文中特别指出：
关于广汉玉石器的时代，我们可以根据数十年中积累的材料进行分析。
1933年，前华西大学博物馆曾在玉器出土的原址开坑试掘，从地层关系和出土陶片看，玉石器应与周围的遗址同时，因此我们推测其时代，暂时亦以遗址出土的器物作为标准。
广汉遗址陶器上的云雷纹，是中原殷周铜器上常见的纹饰。
陶器的豆、钵的器形，压印圈纹和凹平行弦纹等纹饰，以及小平底、盲耳、器钮的作风，均与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和新繁水观音晚期墓葬出土的陶器有相似之处。
据土台遗址原报告推测，可能是春秋时代的建筑，夹杂在其中的陶片，当更早一些。
新繁水观音晚期墓葬的时代则为西周，因此我们推测广汉遗址的时代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可能不致大误。
冯汉骥去世后，由童恩正整理完成的部分学术论文复印件
在秦灭巴蜀以前，四川地区是被称为“夷狄”
之国的，所以《汉书·地理志》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时通为郡县。”
广汉玉石器的出土，说明蜀国的统治者早在西周时代即已经有了与中原相似的礼器、衡量制度和装饰品。
这对于研究蜀国的历史有重要价值，而且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四川地区和中原悠久而紧密的历史联系。
这篇凝聚着冯汉骥心血与遗愿的论文，终于在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与《文物》第2期上相继发表。
其时，冯汉骥已去世两年余，而离新一轮的三星堆遗址发现、发掘的**大幕再度拉开，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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