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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一直感到十分自豪和欣慰的事吧。”
（摘自2003年10月1日马继贤致作者的信）
王有鹏在书房为作者找有关三星堆发掘的资料（作者摄）
赵殿增（中）在三星堆遗址发掘开工仪式上
这支新组建的以对三星堆遗址抢救性发掘为目的的考古队到达现场后，先在砖瓦厂找了两间闲置的房子安顿下来，而后来到三星堆区域进行勘察。
在发掘初期，考古队人员的组成与分工为：沈仲常、赵殿增任正副领队，王有鹏主持日常业务工作，队员有莫洪贵、戴福森、罗军、敖天照等。
根据民工挖土的进度和已暴露文化层的埋藏情况进行比较推理后，考古人员决定在仅存的尚未被破坏的大土堆西侧进行布方发掘。
此处因历代耕作，已基本被平整为田地，只是比土堆下面原来的田地高出约4-5米，耕土层下面叠压着厚薄不等的文化层。
考虑到人手较少，且在此地点属首次发掘等情况，考古队主持人王有鹏决定先开5米×5米的探方五个予以发掘——这是自1963年冯汉骥率领川大师生与省博物馆的一干人马在月亮湾发掘之后，考古人员在时隔十七年之后，又一次在这一地区进行科学的设局开盘。
三星堆遗址开工仪式上的专家学者与发掘人员
由于许多年没有看到考古发掘的景观了，听说成都来的一支队伍突然进驻三星堆要挖土寻宝，许多上年纪的人都忆起了燕氏父子挖宝和陶旅长部下盗宝，王脚猪与鬼难拿们抢宝、夺宝以及冯汉骥、王家祐、马继贤、童恩正、林向等考古学家查宝、掘宝的往事。
当这些已在心中憋得发酵的陈年旧事沿着肠胃窜翻到胸口时，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沧桑与凄凉之感。
真是山不转水转，地不转人转，想不到时隔这么多年，“还乡团”
又回来了，而这次回来的该是冯汉骥们的徒子徒孙了吧。
在这种悲欣交集的感情催发下，一些上年纪的土著揣着好奇与怀旧的复杂心境，开始游说街头，奔走相告。
一时间，大街小巷、乡野田畴，到处流传着“还乡团与挖宝队又进村了”
的呼叫声。
砖厂的民工和当地农民，纷纷从自己的工作岗位和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岗位的草舍茅屋中钻将出来，蜂拥到发掘工地，要亲眼看看这帮“还乡团”
到底会挖出什么样的宝贝疙瘩。
但几天下来，看到的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除挖出了一堆堆碎石块、烂瓦片之外，没有看到他们想象中的金、银、珠宝之类的值钱家伙，甚至连当年燕氏父子挖到的大块玉器也没有发现，不免心中泄气，并夹杂着惋惜之情。
而每当看到考古人员蹲在坑中不慌不忙地一铲铲挖着或在纸上一笔笔勾画着什么时，他们又不免生出着急与愠怒的情感。
当这股情感聚集到非爆发不可的程度后，他们便以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心态警告发掘人员道：“你们不要再这样慢慢腾腾地干了，这个买卖肯定要赔本。
赶快到砖瓦厂雇几台大号推土机来推吧。
如果地下真有货真价实的宝贝，用推土机操作既省劲又省时，总比你们这一锨一铲地挖来得轻松，更来得痛快。”
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
考古人员听罢对方的“苦谏”
，一时百感交集，心想如果这块地盘不建砖瓦厂或没有推土机，脚下这大片古文化遗址就会少一些破坏与荼毒。
自古兴亡多少事，都与这些好心的“苦谏”
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联。
而这些人数众多貌似强大的据理力争者，又有多少是人类的智者，或者说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清醒者？无怪乎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进程中曾发出了这样痛心疾首的呼声：“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
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一来不能亲政。
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
（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已用科学的思想和理念武装起来的考古人员，当然不能为土著们的“苦谏”
所动。
他们依旧按既定方针，手拿铁铲一步步实施着科学的发掘。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初步的具有一定价值的资料。
根据这一成果，省文管会、省博物馆与广汉县文化馆联合成立了专门的发掘领导小组，其人员在原有的基础上，陈德安、陈显丹两位年轻学者，又加盟到这支考古队伍之中。
“二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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