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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同班同学于198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分别赴中堡岛和西藏实习期满后，进入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工作。
不久，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需要增加新的人员，王有鹏从馆内众多的应届毕业生中看中了“二陈”
，并通过馆领导批准招到自己的麾下。
此时的王有鹏以一个富有经验的考古学家的眼光，敏锐地预感到三星堆的考古事业将有很大的作为，从而颇为自信地对“二陈”
说道：“三星堆的考古是四川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匹敌的，博物馆吃一辈子都吃不完，你俩跟着我干，保证五年之内就有大的成绩，十年之内就会有重大成果问世。”
二人听了王有鹏的肺腑之言，深受鼓舞，当即表示自己是无足轻重，一定毫无怨言，积极主动地听从指挥，好好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为伟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
自此之后，陈德安、陈显丹作为一股新生力量被补充了进来，并与三星堆结下了不解之缘。
五年之后，王有鹏有幸而言中，已成为三星堆考古主力的“二陈”
时来运转，一不小心竟引爆了中国西南区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当然，这又是一段精彩的后话了。
自1980年11月开始，考古人员于三星堆中部土堆的东侧，具体位置在靠马牧河古河道的二级台地区域进行发掘，至1981年5月结束，为期整整一年。
先后开挖5米×5米的探方四十四个，加上此前试掘的五个探方，总发掘面积为1225平方米。
这次发掘，不仅获得了大量石器、陶器，而且清理出了四川古遗址中比较罕见的房屋基址。
从纵横交错的房址、水沟、柱洞遗迹的排列，以及红烧土、陶器、石器的分布加以观察，发现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带有浓厚西蜀特色的“木骨泥墙”
和有穿斗夹壁厅堂的房址十八座。
同时还出土灰坑三个，土坑墓四座，各类玉石器一百一十余件，陶器七十余件，残陶片数万件。
从地层中采集到的木炭标本，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进行碳14测定并经树轮校正，其年代为距今4500±150年。
而遗址中的文化堆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跨度约为三千年。
如此久远的年代和丰厚的文化堆积，不仅在四川省内前所未见，即使是在中原地区乃至全国也是罕见的。
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视。
作为本次发掘的主持人王有鹏，面对如此重大的收获，凭着自己多年的考古经验与科学的前瞻性思维，认为将这一遗址命名为一种新的文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并极具理性地分析道：“通过这一次发掘，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三星堆遗址古文化的基本面貌。
它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他任何考古文化的一种古文化。
它已具备了夏鼐曾经提出的命名一种新考古学文化所必需的三个条件。
第一，这种文化的特征不是‘孤独的一种’，而是‘一群’，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中的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把勺等特殊器型，往往在各遗址中伴出。
第二，这种同类型的古文化遗址，在四川地区已不是仅发现一二处，而是在成都青羊宫、羊子山、中医学院、新繁水观音、广汉月亮湾、阆中城郊、汉源背后山等多处先后发现过。
第三，‘必须有一处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此之前，尽管材料有限，但不少专家学者已对这类遗址做过不少研究和探索。
这一次对三星堆的发掘和整理，正是对这类遗址的进一步研究，并对其时代、分布以及同其他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有意义的探讨。
总之，我们认为给这种特殊的古文化赋予一个名称的条件已经具备。
正如夏鼐明确指出的，‘如果应有的条件都具备了，而我们还迟疑不决，不敢给它以应有的新名称，那就未免太保守了，这就会使一定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长时间地混淆在一起，因而延缓了对古代社会研究工作进展的速度’。
故我们建议将这种古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这是自燕氏家人在月亮湾发现玉器坑五十二年，葛维汉主持的最早的具有科学性质的发掘四十七年以来，考古学家首次对这一遗址的文化性质给予命名。
从此，“三星堆文化”
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并被普遍应用。
后来，随着这一区域两个大型祭祀坑和无数件辉煌宝藏的横空出世，三星堆文化在一夜之间名满天下，为世人所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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