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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一个整体，是古蜀人在此举行各种祭祀的场所。
这一说法当场遭到了不少学者的反对，认为土堆的时代与两个坑的关系目前尚不能确立，仅凭着自己的猜测就认为土堆是“冢土”
，其立论有明显先入为主的嫌疑，不足为信。
至于三星堆遗址中的三个大土堆究竟是什么建筑物、做何用处等一系列问题，大多数与会学者的意见是，需要进一步考古发掘和研究才有可能搞得清楚。
在论及三星堆遗址的总体性质、年代、文化内涵时，与会的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三代考古学巨擘邹衡，满怀**地讲道：“关于早期蜀国的历史，文献记载极其简略，或者仅是神话传说而已。
早期蜀国历史的重建，当然离不开考古学。
不用说，这两座器物坑的发现与发掘，将揭开早期蜀国历史研究的序幕。
根据三星堆所出土的陶器、陶片来看，它们的最早期肯定已经到了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至少可以到龙山文化的晚期，因为有些陶片同中原龙山文化陶器口沿上的风格完全一样。
而从现场观察和从图上看，三星堆遗址很有可能是一个古城遗址。
它的规模比之于其他商城毫不逊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从全国来讲，这么大的一个城址的发现是相当重要的，即使在中国考古学领域里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绝不可轻视。
通过这一遗址的发现，可以追溯到巴文化、蜀文化的起源，并探索出它形成和发展的概貌。”
（见《会议纪要》四川省考古研究所编。
以下发言同。
）
发掘的三星堆古城墙遗址
对邹衡的说法，与会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持相同的观点，并进一步补充道：“两个器物坑是在南垣外的不远处，据东垣残垣断面所示，城墙的中间是由若干层平铺夯土筑成的主垣，内外两侧又各有斜行夯土支撑中间的主垣。
这同郑州商城及黄坡盘龙城的筑城方法非常相似。
而在中原地区，这种筑城法最迟至东周时期已经消失。
整个遗址区文化层的分布范围，又恰恰在城圈之内。
把这种现象结合两个器物坑出土遗物的年代以及高贵性质来分析，这里当是一座古蜀国的王都遗址。”
“当然，”
俞伟超接着说，“我们对早期蜀文化的系统发掘才刚刚开始，早期蜀人的文献记载又很不足，要推断这是什么蜀都是极其困难的。
在残存的扬雄《蜀王本纪》中，多少提出了一些可供推测的线索，大家可以按这个线索探讨。”
苏秉琦在报告会上
苏秉琦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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