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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会议期间的大讨论，尽管专家学者们的观点不同，争论不断，有的正说，有的戏说，但关于三星堆遗址是先秦文化的孑遗这一结论，已没有争议了。
1987年4月，在国家文物局首次举行的全国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中，三星堆遗址两个大型祭祀坑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之首。
随着这个评选活动的喧哗与**，三星堆遗址声名大振，并再度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与热切关注。
在这种浩大的声势推拥下，为了对三星堆遗址的历史、宗教、民族、文化、冶金、古建、美术、铸造等学科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估，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特邀考古学巨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以及著名考古学家邹衡、严文明、俞伟超、张忠培，古建筑学家杨鸿勋，历史学家李学勤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召开了“三星堆遗址保护、研究、评估”
座谈会。
会上，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中最后一位大师苏秉琦，根据自己亲自考察到的三星堆遗址出土情况，在综合专家学者们意见的基础上，以其渊博的学识、成熟的理念、丰富的经验，将其定性为“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
。
既然有了这一权威认定，就要尽可能地搞清楚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创造了这让后世人类为之惊叹的“古文化、古城、古国”
。
但遗憾的是，在巴蜀这片土地上，关于先秦的历史，除了残存的《蜀王本纪》等一类传说与神话杂糅的文字外，几乎再也找不到其他更加翔实的资料了。
要想从扑朔迷离、真假难辨的文献中，去梳理、考证古蜀国的真实历史就变得十分困难，令人望之兴叹。
远在唐朝开元年间，李白就曾发出过这样的浩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但是，不管蜀道如何之难，这两位名字叫蚕丛和鱼凫的古蜀国君，还是建立了古蜀王国。
既然历史老人如此慷慨地赐予了现代人类一座宏大的古城和一批盖世绝伦的出土文物，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就应该责无旁贷地拿起科学的武器，循着科学的道路前去这个神秘的世界探寻个究竟。
这个责任一如当年安阳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后，著名学者、甲骨学大师罗振玉所倾吐的肺腑之言：“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杨、许诸儒所不得见也。
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秘，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久远之，我之责也。”
对于三星堆遗址而言，这一“谋流传而久远之”
的责任，同样在现代四川乃至整个中国和世界一切有志研究先秦史的专家学者心中引起了共鸣。
尽管古蜀国各个王朝无一例外地都充满了神秘与神话色彩，致使许多史事难窥真颜，渺茫难证。
但包括三星堆遗址发掘者在内的许多有志之士，依然怀揣不屈的精神与坚强的信念，在寂寞、孤独中面壁求索，将探寻的目光投向三星堆这个“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
之圣地，并殚精竭虑，在历史的岚烟雾霭中穿梭腾越，一点点拨云见日，寻根溯源。
以希冀当代和后世的炎黄子孙由此获得关于三星堆梦寻的感性知识和科学真知，从古今上下绵延几千年的灿烂文明中，认知中华民族文化的强大魅力与无处不在的人性光辉，以示对这一古代文明的创造者所流淌血汗的答谢。
三星堆遗址保护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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