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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敖天照的说法，1929年在月亮湾台地出土的玉琮，同后来在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的形制非常相似，而三星堆出土的陶器和射部呈叉形的玉璋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同类文物，在器形上亦非常相似。
若从与海贝同坑出土的两件铜牌饰观察，无论大小和形制也都与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饕餮纹牌饰”
相似。
举世闻名的二里头遗址是商代早期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古文化遗存，因而可看出三星堆文化很可能从夏代就与中原文化有所交往，直到殷商时期交往更加密切并受到了中原的影响。
据故宫博物院著名鉴定专家杨伯达考察，三星堆遗址1929年出土的玉琮和1983年出土的瑁圭，都是采用新疆和田的玉石制作的。
从以上情况来看，这些玉石和文化传播的途径，很有可能是西北部地区的人民由新疆塔里木河南面的通道，经甘肃河西走廊到陕西地区，沿“石牛道”
“褒斜道”
等栈道，经汉中、广元再到成都平原而完成的。
《史记·货殖列传》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惟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这说明此处的栈道确实是古时贸易往来的交通要道。
湖南博物馆著名学者高至喜在《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有关问题》中说，战国时代，我国自制的琉璃制品属于铅钡玻璃。
不含钡的钠钙玻璃，均是从中亚或西亚输入的。
新中国成立前茂汶地区早期能与三星堆遗址时代衔接的石棺葬中，曾发现过琉璃珠，经测定未含钡。
如果高至喜所言正确，这说明这些琉璃珠是钠钙玻璃制品，应是从中、西亚传播而来的。
其路线很可能是从新疆塔里木河南、北面通道至木鹿城（今马里）汇合，再经和卖城（今里海东南）、斯宾（今巴格达东南）等地抵达地中海东岸，转罗马各地最终到达东方中国的。
这是一条位于四川西北的“丝绸之路”
，也是其他商品及东西方进行各种经济、文化交流的古老的路线。
由此推理，三星堆海贝可能是来源于中原地区的贝币，也有可能是通过“北丝路”
传播而来的。
三星堆遗址地处原广汉郡辖区。
从该遗址考古得知，早在殷商时期古代蜀国就已有繁荣的手工业作坊，并制作出了精美的器物。
可能当时的蜀人用这些产品，与云贵一带的少数民族进行商贸往来，并逐步形成了艰险曲折的步行商道。
后来秦朝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联络，在原商道的基础上扩宽为五尺，始成四川通往云贵地区的重要道路“五尺道”
。
有的海贝可能是来自东南沿海的越南、老挝等地，其商贸交往的古栈道也是经川南的宜宾，过高县、筠连，从大关、昭通到云南曲靖的“五尺道”
。
在抵达昆明后，从元江沿红河下航到越南；或是经云南弥勒、文山出国，沿明江到达河内。
《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发现了蜀布和邛竹杖。
由此可知蜀布在汉代已远销到印度和西亚等地。
从印度史书《国事论》中得知，蜀地所产丝织品及毛织品，早在司马迁时代之前（即公元前4世纪以前）就已销往印度了。
就海贝的主要产地而言，应在西南亚及印度洋沿岸。
因而三星堆海贝的来源，也可能是通过“身毒道”
从印度输入的。
其路线可能就是被早年经商的蜀人花费艰辛的劳动开通，后来被秦汉修筑成为从成都经汉源至邛都（即今西昌东南）的“牦牛道”
，或是经大渡河南到灵关过孙河（今西昌安宁河）至邛都的“灵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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