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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两条道并在云南大理的“博南道”
会合后，再经缅甸到印度。
此后再经巴基斯坦，到达中亚进行商贸往来。
这一路过关夺隘开辟出的古代通道，就是后来被时髦的学者们所称谓的“南方丝绸之路”
。
也就是说，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原产于东南亚地区，随“南丝路”
从印度等地输入应是可能的。
只是从国外收集的海贝，不一定在当时就作为货币交换而来，也可能是因为蜀国需要海贝做货币，就在对外贸易中把这些产地的海贝作为商品交换而来了。
总而言之，从三星堆海贝的来源分析，古代蜀国已经在四周的崇山峻岭中，开辟出了通往西亚和南亚诸国的曲折通道，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带来了蜀国的兴旺发达，并促使蜀国最终成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可与强秦相匹敌的西南大国。
对于敖天照的这一说法，云南大理学者刘光曙颇不以为然。
按他的研究，三星堆的海贝既不能充当货币，也不是从所谓的南北丝路进口，而是另有一番尚没有引起学界足够注意的情形。
这一情形经刘光曙深入调查研究后被发现了。
刘曾向学界这样宣称：
古代中原海贝的来源不清楚，但从历史上看，夏朝末期，在夏的东方的商部落有很大的发展，势力扩展到渤海。
西太平洋沿岸是产贝之地，商部落要获取贝就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夏要获取海贝可能通过商部落。
当贝运到了夏控制的中原地区时，就显得极其珍贵，被视为珍宝。
由此可以认为中原早期海贝就来自黄河下游的渤海与黄海之中。
从三星堆发掘情况看，两个祭祀坑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晚期，器形虽与中原殷文化地区所出接近，但也存在一定差异，而更接近陕南城固、川东巫山、湖南岳阳以及湖北枣阳、沙市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物，这就表明此地区商代晚期文化有其共性。
如果从这些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都属长江水系。
陕南城固、湖北枣阳在汉水流域一带；四川广汉在岷水、沱江之间；川东巫山、湖南岳阳、湖北沙市都在长江两岸。
这些具有共性文化特征的地区，显然是由长江连接而成。
长江就是这一文化的传播线，广汉三星堆海贝应是由这一条线从东海输入而来的。
如果按敖天照等人的说法，三星堆海贝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
从越南或印度一带输入的话，涉及的问题就复杂了。
如此遥远的路途，加之崇山峻岭的阻隔，其运输之困难可想而知，要想直接贸易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从文化的承接关系来看，三星堆海贝文化早于云南海贝文化，而不是相反。
“南方丝绸之路”
的开通是东汉永平十二年才出现的事情，而三星堆海贝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比丝路的开通早了两千多年。
所以，三星堆海贝来源与这条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
没有任何关系。
然而若从长江这条线路寻找三星堆海贝源的话，以上的疑团豁然解开。
从长江运输可利用舟楫之便，由东海溯江而上，当属于正常和较轻松的流通。
而在这一条线上恰恰又可找到同一时期的共性文化特征。
所以，三星堆海贝从东海由长江输入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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