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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这就是从文献记载来看，古蜀族不但与夏族有着密切的来往，与殷商同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蜀国作为臣属之国经常向殷商朝贡，殷商也可能对前来朝贡的首领回赐一些礼物以示友好。
海贝对于地处西南边远地区的民族来说，因不易得到而视为珍宝，而殷商因控制着渤海与黄河中下游地区，要获取海贝不过是举手之劳。
在这种地理差异的情形中，商王可能就以海贝回赐朝贡者。
蜀人得到海贝后，铸礼器盛装，并只有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才把这些珍宝拿来敬献祖先或崇拜之神。
由于海贝来源有限，且十分珍贵，只能珍藏于少数首领手中，而不可能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作用。
出于某种礼仪的需要，也可能将一定数量的海贝作为祭品放于祭祀坑或部落首领一类的人物墓葬之中，以示对祖先的敬奉，这也就是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海贝的真正原因。
刘光曙的这番高论一出，立即得到了曾参与三星堆发掘的四川学者莫洪贵的遥相呼应。
在刘氏宣言的基础上，他又从八个方面进一步阐明了三星堆所出海贝既不是货币，更不是由南方丝绸之路传来的论点：
1.广汉三星堆海贝的时代是殷墟文化第一、二、三期，属商代晚期祭祀坑内出土的。
但目前南丝路上，虽各地有一些海贝出土，但基本上都是秦、汉以后的，特别是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二十六万枚贝虽与广汉三星堆海贝相似，但时代相差太远。
三星堆的海贝比它们早一千多年。
2.南丝路上，没有发现以海贝做货币使用的证据（凉山地区到新中国成立前还处于奴隶制发展时期）。
3.既要以贝作为币，首先要解决贝的来源。
海贝本产自热带沿海浅水中，需人工打捞运输。
要以此作为货币，其需要量是很大的。
试想，在当时条件下，要将海贝从产地运往整个南丝路确非易事。
而且贝是骨质的，易碎，不易保存，即使有贝，也只能是以物易物做交换使用。
4.作为货币产生和使用，都是和一定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联系的，它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需要一个具有一定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政权机构（国家）来主持发行，保证流通并维持其币值的稳定与有效，要有面值；二是只有当生产得到发展，独立的商品生产业已形成，货币交换才能成为一种可能。
5.海贝作为货币，虽从新石器时代，夏、商、周直到近代，各地墓都有贝出土的情况，但缺少有说服力的文献记载，只能作为饰品而非货币出现。
在那以物易物的时代，海贝作为物品，可以交换其他物品，这是可能的。
西周以后出现的金属货币，那才应是中国真正的货币开始。
6.南丝路上至今未发现商代墓葬或祭祀坑殉葬海贝，所以广汉三星堆的海贝无法与南丝路上联系。
7.广汉三星堆海贝与中原各地商代墓出土的贝，以及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礼品、玉石器物与中原的殷文化相似，三星堆的器物，包括贝应是中原传过来的。
8.海贝出现在大型祭祀坑里殉葬，是装饰品，是祭品。
既然是一种祭品，自然就不可能作为货币出现。
莫洪贵的“八点宣言”
一出，学界为之瞩目，自然又引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声音。
广汉学者刘少匆撰文表示部分同意，部分否决。
按他的观点，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当是货币无疑，并且产于中国南部海域及印度洋。
但对是否从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
上直接贩运而来的问题，他宣称自己为之极度怀疑。
刘氏在解释自己的怀疑观点时说道：不知道谁的脑子出了毛病，我们总以能开辟一条古代的“南方丝绸之路”
为荣，但在遥远的杜宇时代，是否就已经到达了西亚和北非，实在值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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