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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认为这就是甲骨文中的“燎祭”
。
但我认为甲骨文中提及的燎祭尽管名目繁多，但仍多见牛、羊、羌、豕、豚等，并无作为礼器的青铜、玉器出现。
即使殷墟比较可信的燎祭遗迹——宫殿宗庙丙组基址中，也只有羊的骨灰。
三星堆遗迹（一号坑）是否是火葬墓？可资借鉴的资料很少。
近年太湖地区良渚大墓的陆续发现，方知江苏寺墩良渚大墓82M3，是我国最早、最富研究价值的大型火葬墓之一。
虽然时代上与三星堆存在着一定差异，但惊人的相似点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可比性。
我国古时居住在西北地区的氐羌族盛行火葬。
这一习俗含有祈求灵魂乘火上天而得到永生的意思。
《墨子·节葬》下篇中记载：“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火熏上，谓之登遐。”
壮族也有将非正常死亡（摔死、杀死、落水死、难产死等）的人烧成灰烬的习惯，意在免使恶鬼进门缠身。
考虑到寺墩M3在良渚墓葬中不属地位低下的贫民小墓，如此高大的土墩墓地和随葬丰富的情况，说明墓主生前具有氏族首领或王的地位，将其视作因非正常死亡而火葬比较合理。
联系三星堆坑中出土的火烧过的骨渣和丰厚器物，完全可以认为，三星堆一号坑就是一座王陵。
它的主人就是殷代一位手执金杖，地位显赫而死于非命的蜀王。
这位蜀王死后，人们为他举行过隆重的火葬仪式。
张明华这显然是把两个在平地上发掘的器物坑，自作主张地搬到三星堆的高台之上。
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学术界却充耳不闻，没有人出面与其争辩。
倒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王仁湘在此之后，又横生出了一个“盟誓遗迹”
说。
按王仁湘的解释：
在诸侯林立的商、周时代，与兼并战争始终伴随的是频繁的盟会活动。
如《春秋》所记242年内，列国间的军事行动凡483次，而朝聘盟会达450次。
盟会的作用并不次于战争。
盟誓时有一定的科目，主要是莅牲歃血。
《春秋正义·鲁隐公元年》说：“杀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违背，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
《释名·释言语》则云：“盟，明也，告其事于神明也。”
盟誓科目在不同部族并不相同，如《淮南子·齐俗训》所说：“胡人弹骨，越人契骨，中国歃血，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
三星堆葬物坑中有大量兽骨遗存，发掘者断定牺牲在焚烧前都曾放血，也许就是歃血的结果。
大量使用玉器也是古代盟誓的通例。
侯马东周盟誓遗址发现的数百座坑穴，也都埋有玉器、牲，或有载书，有的还见到祭器。
所不同的是，三星堆的祭器、祭牲都曾经炭火焚烧过。
因而我曾考虑是否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蜀部族与其他部族结盟活动所留下的遗迹。
认为这是盟誓遗存，还有一个重要证据，就是那些原本不属于一个部族的青铜偶像，它们有相当一部分代表的是蜀族以外的部族，如果纯是蜀族自己的宗教祀典，却请了若干个不同部族的代表参加，那是不可思议的。
而这种现象只可能在盟誓时才会出现，那是一种多部族的联盟活动。
是否可以这样设想：青铜大立人代表了主誓盟主蜀王（包括金杖在内），其他头像则代表了与盟的各部族首领。
每经过这样一次盟誓，就结成了一个新的蜀族大联盟。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铜像铸造地点可能离埋葬坑不远，坑内烧骨渣中发现了铸造用的泥芯和铜渣，说明铸造活动是会盟之前不久完成的，那些青铜制品不会是经过长期陈列的宗庙祭器，而应称作为“盟器”
。
《孔子家语》说：“夏后氏之送葬也，用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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