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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以下一些常识性的问题恐怕是很难视而不顾的。
1.在古代，祭祀活动是“国之大事”
，当然不会是某年某日突然想起来才进行的，而必然是作为文化传统中最重要的一环世世代代经常并持久地开展下去的。
那么，这样看来，如果像三星堆“祭祀坑”
所见，仅仅两次“祭祀”
活动，就把包括金“王杖”
、金人面、青铜人像、青铜神树、玉器、海贝（钱币？）、象牙等如此巨量的社会最高财富投入进去，即便设想三星堆的青铜器时代持续了一千年左右（从二期末起算），那么，在此期间蜀人们曾举行过多少祭祀？这些祭祀需要耗费多少社会财富？按照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能否承担得起如此巨大的耗费？
2.在主要生产工具还是石器的生产条件下，要生产如此大量的青铜器（逾吨！
）和玉器（百余件），除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外，无疑还需要花费相当长的周期。
如果它们仅仅是为了一两次祭祀而生产的，那么，是否只有设想这些祭祀是在很多年前就计划安排好了，然后为了实现它，整个三星堆的蜀人们不惜倾其鼎盛时期的“综合国力”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去制造那些贵重的祭祀物，而主要目的不过在于制作好后便将它们砸碎、烧毁埋葬掉而已。
我认为，无论是蜀国先民们对神灵有多么虔敬，这样荒唐的“祭祀”
恐怕绝非是他们实际生活所能承担的。
3.在出土的遗物中，礼器占了多数的现象似乎是二陈主张“祭祀坑”
最主要的理由。
然而，我们知道礼器在中原地区多是为“子子孙孙永保用”
而传之后世或者随死者埋入墓里，而像三星堆那样“祭祀”
后将礼器全部砸碎烧毁，然后集中埋在一起的情况极其罕见。
中原地区礼器主要是作为随葬品见于墓葬，而祭祀坑中常见的是牲口或奴隶，这样的传统到春秋时期也没有变化。
这就是我们许多学者尽管在时代断定、青铜器和玉器型式甚至祭祀传统上热衷于和中原进行比较，但却拿不出中原的实例来为三星堆“祭祀坑”
的断定做旁证，因而只好敷衍为“蜀地独特的祭祀”
之说的原因。
就拿“燎祭”
来说，从来的文献材料上都是说用牲口，绝无拿珍贵的礼器等来“有意”
烧、砸、埋的。
在对于旨在尊畏神祇的宗教活动来看，后面这些行为是特别不好说明的。
总之，礼器必然和祭祀相关也许还说得过去，但“祭祀坑说”
者混淆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礼器的功用与埋它们的土坑的性质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要说礼器出现在土坑里，因而土坑就必然是“祭祀坑”
，那么所有出土礼器的窖藏是否都只有定为祭祀坑才是呢？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二陈”
凭空弄出的这个“祭祀坑说”
，其所谓“祭天”
“祭地”
“祭山”
“迎神驱鬼”
“迎敌祭祀”
等种类繁多的论点，很明显都是建立在这个脆弱的假设之上的，如果该假设不能成立，则以上的诸说都将无法站住脚而成为胡说了。
4.关于进行“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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