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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甲胄，与明代有所不同。
《清会典》中载头盔十三种，甲制七种，均以铁制为主，其次者，胄有铜、皮、棉，甲有棉、绢。
清亲王贵族均着铁甲，以绸缎为表里，中敷铁叶，外部钉以金或银或铜的钉子。
一般军官和士兵，均着棉甲，以绸表布里，中敷棉，外布白铜钉。
自清中叶以后，由于火器的广泛使用，甲胄被迫退出战争舞台，成为一种演习校阅的装饰性装备。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可知，象岗山古墓西耳室发现的这副铠甲，自然属于汉代的器物。
至于此甲的甲制属于什么形体，由于铠甲的四周黏附许多残乱零碎的漆皮和丝织物，使铠甲模糊不清，一时尚无法做出准确判断。
不过从现场稍做清理得知，此件铁铠甲整体纵向卷曲呈筒状，南北向，领口朝南，底缘向北，甲体自右后身侧边起始向外卷绕两周半，放置向上的一面为铠甲之前身右侧。
从周围残存的器物遗痕判断，这副铠甲入葬时是外裹草席置于墓中的，如此珍贵的器物用一张草席包裹就匆匆掩埋于地下，不知当时主持殡葬的人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由于当初包扎不善，加之长期受墓中阴暗潮湿等不利环境影响，铠甲的甲片锈蚀得极为严重，有些编连部位松动断裂，致使局部甲片散乱开来。
面对此情，白荣金根据满城汉墓出土铁铠甲的经验，提出了用两块薄铁板自两侧插入，然后将铠甲整体托出的提取方法。
这个方案得到考古队领导以及众多队员的认可，铁铠甲很快被整体取出了墓室。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墓发掘完成半年之后的1984年春，经多方商定，决定将在西耳室发现的这副铁铠甲装箱运至北京，由考古所技术室和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共同进行清理复原。
参加人员由早在十几年前因修复满城汉墓出土的铁铠甲而一举成名的白荣金挂帅，另由冼锦祥、李卫华、冯兆娟、王影伊等人协助。
这项工作从4月下旬开始至5月下旬止，用了一个月时间方才完成。
清理工作中，白荣金等人对于甲体表里两面暴露部分的诸种痕迹与现象做了仔细的观察和分析，并将妨碍考察的部分表面附着物——漆皮、朽木痕、席痕及土垢等做了适当的清除。
由于此甲左右肩片保存状况不佳，残散较甚，给复原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白荣金等人根据散片的叠压情况、组编重叠痕迹、系带位置、断口、包边等特点，通过逐块逐片的编号，反复进行分析判断，复原出了两个完整的肩片。
由于此前白荣金已做过满城汉墓出土铁铠甲的清理复原工作，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又加之几十年来他对各地出土的铠甲饰件以及披甲陶俑实物做过多次观察研究，掌握了大量的铠甲结构和甲片组合的通用规律，使他在未将象岗山古墓出土的铠甲全部拆开的情况下，通过观察和分析，清楚地了解了其结构和编连情况。
这副铠甲的组合关系大致可分为九个部位块，其中前身包括胸片、腹片、右前侧片和左侧片四块；后身包括后背上段、后背下段和右后侧片三块。
此外，左右肩片各一块。
整个铠甲的特点是无立领、无袖、无垂缘，形状近似平时人们身穿的坎肩，只是领口前低后高呈长方孔状，前身片较短，后身片较长，其中前后身片的下段左侧相连，右侧对应处则为敞开式，可叠合后系带连定。
在铠甲肩部及底缘等一些部位，残存有以锦类织物包边的痕迹。
至于这些织物的本来颜色，由于铁锈的侵蚀则很难辨别了。
西耳室出土、经白荣金修复完成的铁甲正面（白荣金提供）
复原后的铠甲，据测算共有709片铁甲片，用丝带穿结成型，铠甲通高为58厘米、胸围102厘米。
毫无疑问，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这副铠甲，当为墓主人生前所穿。
此甲结构较为简单，没有袖和垂缘，当属轻型铁甲，这种铠甲适合气温较高的南方地区配用，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这件铁铠甲的发现，对了解西汉时期南方鱼鳞甲的原始式样，以及其与中原地区铠甲的差别，提供了一件极为可贵的标本。
除此之外，部分甲片上以丝带编饰出菱纹图案也很有特色，这与咸阳杨家湾汉墓中彩绘武俑铠甲上装饰的菱纹图案极为相近，由此可见这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时也反映出制作程序的大同小异。
当然，整副铠甲甲片的加工锻制略欠规整，甲片的组编材料不是麻绳而是用丝带，也较特殊，这明显有别于满城汉墓墓主中山王刘胜的铁甲，而与湖北擂鼓墩战国皮甲相同。
从甲片的编连方式较为多样化来看，这又与秦俑铠甲上甲片的布列方式相同。
从右胸与右肋系带开合的形式来看，此甲也保存和沿袭着秦甲的一些遗制。
就总体而言，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这副铁铠甲，在中国几千年甲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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