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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赵佗身侍秦汉两朝，至汉武帝建元四年，享年在百岁上下。
《史记》称赵佗在秦亡后，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及汉高祖定天下，亦体谅佗为南方安静而劳苦，并没有为难于他，至高后时，有司请业南关市铁器，并派兵攻打南越，佗坚守大胜，兵不能逾岭，自此以兵威边，自尊号为南越武帝。
汉十一年，孝文帝遣陆贾使南越，佗上表自罪称帝，并说原委，自此至孝景帝时，都称臣朝贡，便是佗在国势范围内，仍以帝王自居，窃国如故。
二、赵胡是佗的孙子，死后谥为文王，僭号文帝，在位有二十年以上，死亡时也并不年轻。
三、文帝的太子婴齐立，藏其武帝玺，汉书且云：亦藏文帝玺，是则武帝、文帝玺，此时尚藏而未随葬，但二书中并无提及婴齐在位若干年，如果他死时年在三十五至四十岁、而藏父与祖父之帝玺同葬，想亦大有可能。
四、至于第四代王赵兴，却是年少在位而死的，且是被谋害而殁。
死时定不过四十。
基于《史记》所载，推断第三代王婴齐可能是墓主，再其次第四代王赵兴虽然被害死，但吕嘉在朝粉饰升平，立第五代王巩固相位，嘉已历事三朝，把这位被害君王循例厚葬也未可料，而证不出赵眜是何人，则有待异日了。
面对世人的瞩目和学界多种不同的意见，以麦英豪、黄展岳等为首的南越王墓发掘人员，不得不对自己以前发表的观点认真思考和检查。
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麦、黄等人觉察到在过去编写的《初步报告》和发表的文章中，存在着论证不足、漏误不实等缺憾，但他们确认的“文帝”
与赵眜应是一人，赵眜即《史记》《汉书》所称的赵胡。
于是，麦英豪、黄展岳等人在经过长时间冷静而细致的思考研究后，于1991年在广州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广东省博物馆三家共同编写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西汉南越王墓》中，再度抛出了结构严谨、证据充实的长篇论文《墓主和年代》，就在这篇长文中，对南越王墓墓主到底是谁的问题，从三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考查论证，其主要论点是：
第一，墓主身上的玺印及有关封泥（“眜”
“帝王”
）、铭刻（“文帝九年”
），其所有者都应是墓主本人，这是判断墓主是谁的不容争辩的内在物证。
《史记》《汉书》中《南越（粤）列传》所记述的南越国世系，则是我们的主要参考史料，又是我们结合物证立论的基础。
《史记》《汉书》两传都说南越王国“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岁而亡”
，如果没有十分可靠的证据足以修改两传中的这句话，我们不能轻易改变对两传的信从。
这是讨论墓主是谁的前提条件。
根据内在物证和对史汉两传的信从，我们认为，“文帝行玺”
金印与“赵眜”
玉印同出，二者应是一人。
有的学者把藏印和葬印分开，认为婴齐在位时藏“文帝”
玺，等到自己死时才把“文帝”
玺放在自己墓中，从而推定此墓为婴齐墓。
这是一种猜测。
《说文》：“葬，藏也。”
可见藏印可藏在密室中，也可以藏入墓中，实在没有理由加以区分。
第二，出土名章“赵眜”
与史书“赵胡”
不符，这点我们已考虑到，并在《初步报告》中做解释。
应该承认，历史上确实存在许多音义通假，一人多名，一名多字多号，以及传抄失实等事例。
总之，出现赵眜、赵胡两名，其原因或出自传抄致误，或出自一人两名（一越名，一汉名），或出自名、字、号的歧异，或出于音义通假。
虽然目前还不能找到最直接、最合理的解释，以后也可能永远无法究明，但都不能妨碍墓主赵眜即《史记》《汉书》中的赵胡的结论。
至于两枚“泰子”
印，因其质料纽式书体均不同，有人便认为分属赵胡、赵眜所有，并说二人都曾为太子，眜、胡是父子关系或兄弟关系，甚至说象岗南越王墓的墓主是赵胡，死时携其“文帝”
金印及其父兄眜的私印入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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