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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我们还是同学呢。”
常惠微笑着说。
“可不敢这么讲，您是前辈，我是晚辈，这活还靠您多指导呵。”
吴九龙出于对这位老专家真诚的尊重，颇为谦虚地回答着，二人的感情自此变得越来越亲近。
不久，王冶秋来到清理竹简的房子，对吴九龙等人说：“跟你们说过的王丹华同志今天报到来了，这可是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专家，这竹简清理的事，就以她为主好了。”
说到此处，转身对一位女士做着介绍。
大家看到，面前这位女同胞，大约四十岁的年纪，中等偏瘦的身材，齐耳短发，面色略带倦意，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
见王治秋在众人面前夸自己，王丹华面带羞涩，不好意思地对王冶秋，也是对大家说道：“看看，王局长又吹上了。”
说罢微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自此算是加入了这个特殊的阵容，并开始主持整个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清理、保护工作。
随着工作的进展和彼此感情的交流，吴九龙、杨正旗对王丹华的人生经历，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王丹华（左）与杨正旗在整理竹简（杨正旗提供）
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归国女留学生，王丹华的留学与研究方向都和王冶秋有很大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王冶秋作为文物界最早也是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对文物的保护修复一直惦念在心，他既看重中国传统的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同时又十分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在文物保护上的运用。
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文博人才特别匮乏的现状，王冶秋和文物界的领导者们都意识到，要掌握现代科技，就必须进行专业人才的培养，而培养的途径除国内的大学和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之外，还要走国外培养的路子。
只有两条腿走路，才能产生视野开阔、技术过硬的一流人才。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自1955年起，文博系统开始利用各种机会选拔人才到国外留学。
由于波兰的哥白尼大学设有文物保护专业，而且波兰的文物保护技术水平在当时甚至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名列世界前茅，因而有许多国家的留学生到哥白尼大学攻读文物保护专业的学位。
在王冶秋的力主下，1955年，中国文物系统选派优秀青年业务人员王丹华、胡继高二人前往哥白尼大学留学。
1958年，中国掀起了“大跃进”
浪潮，许多海外留学生站在对岸，观望东方扑面而来的汹涌潮头，怀着真诚与幼稚的心愿，迫不及待地要求提前回国，加入“高歌猛进的大跃进”
浪潮之中。
远在波兰的王丹华、胡继高，也在这股大潮的冲击下，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与兴奋之情，立即致信国家文物局党委，请示是否只选学几门课程，以便提前打道回府，报效祖国和人民。
王冶秋和其他局领导人研究后，认为这种想法是“胡闹台”
，极为不可取，必须打消。
便立即回函王、胡二人，令其不要一听到刮风就认为要下雨，人家要上吊，你也急忙找绳子。
祖国需要的是人才，而绝不是一瓶不满、半瓶晃**的“二混子庸才”
。
需一切从长计议，仍按波兰学制规定进行系统学习，并攻读硕士学位，如果拿不到学位证书，就不要回国。
王、胡二人遵照这个指示，决定打消刚刚生发的“胡闹台”
的念头，并转变找绳子的上吊思想，继续在海外求学，一直坚持读完硕士课程。
在决定毕业论文的选题时，王、胡又专门请示国家文物局，请求指导主攻方向。
王冶秋和其他领导人商讨后认为，从已出土的大量文物来看，漆木器脱水和古纸保护最为急需，也最为重要，希望二人分别选一题目作为主攻目标。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胡继高选择了漆木器，王丹华选择了古纸保护，经过刻苦学习，最后二人均以满分五分的成绩通过了论文答辩，并获得了硕士学位。
回国后，二人被同时留在中国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工作。
随着不断的工作和具体实践，王丹华深深体会到当年进行系统学习的重大作用，并领悟到王冶秋等领导者的真诚与远见。
假如当时为追逐时髦和浪潮，半途而废，势必在后来许多出土文物的保护问题上处境尴尬甚至无奈，而摆在面前的这批竹简就是最好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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