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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雪感到自己讨了没趣，大跌面子，禁不住心中火起，冲着刘的背影大声说道：“狗东西，你不要西北风刮蒺藜——连风（讽）带刺！”
见刘心健头也没回，张鸣雪更感跌份儿，气恼之下，喊了声：“管他娘的是福还是祸，老子就是见了棺材也不落泪。”
说着弯腰臂，“呼”
的一下将缸搬起，口下底上对着一个铁盆子倾倒起来。
按张的设想，如此做法必能将缸中竹简倾巢倒出，但连倒三次都未能如愿。
此时的张鸣雪如同受到了羞辱，索性抱着黑缸在空中抡了三圈，又在地下晃了三晃，这一抡一晃，缸中的大部分竹简已零落成泥碾作尘，再往外一倒，只听“哗”
的一声响，缸中残简加泥水全部倾覆于铁盆中。
当张鸣雪将这批被遗漏的竹简清理出来时，其数量已十不及一。
本来这惨重的损失足以令人扼腕，想不到临沂方面的领导者竟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对此置若罔闻，没有人再去理会。
后来在尹松若局长的指示下，竟作为临沂县考古的重大成果，堂而皇之地参加了1972年8月在临沂地区艺术馆举行的全地区文物展览。
就在这次大张旗鼓的展览中，受邀前去捧场的山东省博物馆领导人，突然发现自己的眼皮底下竟出现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在不可思议的同时对参展的竹简提出疑问，待弄清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对临沂方面私藏竹简隐匿不报并没事人一样公开展览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和愤慨。
在省博领导人看来，临沂方面的这个做法，是对省和中央文物部门权威的公然挑衅，是对文物保护法的蔑视与肆意践踏。
为了保证这批竹简尽可能地完整，在学术研究上少受损失，省博物馆领导人以上报省革委会和中央相要挟，迫使临沂方面撤展，交由省博物馆派人送往北京。
于是，便有了张营长携简赴京，并计划通过吴、杨二人做内应，在外界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将残简悄悄放于正在整理的竹简中的一幕。
至于这样做的理由，正如军代表张营长所言，主要是怕王冶秋知道后提出批评。
尽管此事错在临沂，但临沂属于山东的一部分，而山东省作为一个地域上的整体，文化方面是一个系统，所有的领导者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只是这蚂蚱有大小之别罢了，一旦出了事，对谁都没有好处。
本着家丑不可外扬，打掉了牙和血吞，以及宁让国家吃亏，决不让自己倒霉的战略意图，采用三十六计中的瞒天过海之计，将这一看似棘手的事情摆平搞定。
对于张营长提出的这一要求和计策，吴、杨二人尽管觉得不够光明磊落，但想到这瞒天过海总比借刀杀人要好，在这到处都在借刀杀人或者干脆亲手杀人的世道里，弄个瞒天过海也没有什么大的罪过，况且再光明磊落也无法弥补这些竹简的损失了。
想到这里，吴九龙、杨正旗各自叹口气，按张营长的意图，将送来的残简收拾好，在无外人知晓的情况下，悄悄放于整理室中，并同其他竹简一起进行了整理和保护。
这个意外插曲也算是有了一个令山东方面比较满意的了结。
《孙子兵法》竹简及摹本
经过近两年夜以继日的工作，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
据初步统计，一号墓出土编号竹简共4942枚，完整竹简每枚长27.6厘米、宽0.5—0.9厘米、厚0.1—0.2厘米。
残损竹简长短不一，无法一一统计。
二号墓出土竹简共有32枚，每枚长69厘米、宽1厘米、厚0.2厘米。
由于二号墓发掘时方法得当，保护有力，出土竹简基本保持了整体的完好。
从总体上看，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以及残损之严重，都是十分罕见的。
因此，银雀山竹简的成功清理，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创造了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为抢救保护这批珍贵文物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清理工作一经完成，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王冶秋等文化界、文物界的领导人，以及著名专家学者商承祚、夏鼐、苏秉琦、罗福颐、顾铁符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除中国新闻媒体做了报道外，日本报刊也曾给予了长篇累牍的宣传报道，称这项工作不仅为中国的“考古中兴”
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也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中东和远东地区出土的同类或类似竹简、漆木器等古老器物的清理，提供了典范。
这一方法在为后来的清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的同时，也对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继这次银雀山汉墓竹简成功清理之后，在全国各地又陆续出土了安徽阜阳汉简、湖北睡虎地秦简、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竹简等大批价值连城的竹简，而这些竹简的清理工作，无一不是以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清理方法为样板进行的。
当然，对王丹华、吴九龙、杨正旗和王冶秋等领导人而言，一切都是后话了。
现在急于要做的是立即对竹简内容进行研究，以便尽快揭开那充满无穷魅力与强大**的玄机奥秘。
甘肃武威磨嘴子出土的《王杖诏书令》简册（文物出版社提供）
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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