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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子兵法》十三篇
5.《孙子》佚文五篇
6.《尉缭子》五篇
第二部分佚书丛录
1.《汉元光元年历谱》
2.《孙膑兵法》十六篇
3.《论政论兵》之类五十篇
4.《阴阳时令占候》之类十二篇
5.其他（如算书、相狗、作酱法等）十三篇
考古人员和整理人员从一号和二号两墓出土的陶器、钱币、铜器和漆木器等器物的形制、纹饰、风格等特点以及墓坑形制等方面分析，断定这是两座西汉前期的墓葬。
而鼎、盒、壶等陶器组合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推断。
此前曾提及的一号和二号墓出土的半两钱及一号墓出土的三铢钱，更是确定这两座墓葬年代的有力佐证。
尤其是三铢钱的出土，作为一种特殊的标志更加有力地证明这一推断的正确。
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始铸三铢钱，到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停罢”
，流通的时间仅为短短的四年，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一号墓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建元元年。
在这座墓葬里出土了半两钱，却没有发现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始铸的五铢钱。
由此可以推断，该墓葬年代的下限不会晚于元狩五年。
即一号墓的确切年代当在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18年之间。
考古人员在二号墓的发掘中，除了出土半两钱以外，还发现了一份完整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这同样是判断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据。
当年由吴九龙从墓坑棺椁中完整捧出来的这份历谱，其简长69厘米、宽1厘米，约当汉代的3尺。
简上存有丝纶痕迹四道，出土时散乱残折。
此简移送北京后，整理小组人员吴九龙将残简进行清洗、分离和照相，并对书写的文字进行考释，由著名学者罗福颐做了临摹，此后请中科院自然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陈久金、陈美东两位专家按照摹本排比其简首数字。
通过两位天文历法学家的研究，“知其干支顺序皆横向排列，并发现一简上有十月至后九月的字样，方知这是汉代改用三统历以前的历谱。
细观此历，只见前半部有少数残损，所幸的是十月至后九月一简中虽有残损，但尚未断折，据其他竹简摹本干支加以编连排比，补其缺失，再以宋人《资治通鉴目录》审校，其结果与元光元年岁首的晦朔大致相合。
由此初步断定，出土的这部分残简就是《汉元光元年历谱》”
。
陈久金在野外考古现场考察（陈久金提供）
银雀山二号墓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中国考古史上所发现的中国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古代历谱，历谱中还附记了与农事有关的节气时令征候等，它较《流沙坠简》著录的汉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历谱，要早七十余年。
在此之前，汉代太初以前所用的历法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于缺乏实例，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
由于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为建元六年尚未改元时所制翌年（公元前134年）的实用历，不但可以校正以往推算的历史年代千年来沿袭之谬误，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了研究古六历的重要实例，对研究整个古代历法具有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和价值。
由于有了《元光元年历谱》作为标志，年代上限应断定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
即银雀山二号墓的年代，当在公元前134年至公元前118年之间，起始年代比一号墓晚了6年。
墓葬的年代已经确定，所葬竹简产生的年代，下限究属汉初哪一阶段，学术界尚有争论。
据吴九龙、毕宝启执笔的《银雀山汉墓发掘简报》称：“根据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据此推断其产生年代下限最晚亦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七年（公元前134年）。”
但有的学者认为这样论述不够确切，其时间跨度太大。
在这批汉简中，有105枚计1000余字的《孙子兵法》残简，通过对这些残简的研究，可以深入思考许多问题。
据竹简《九地篇》残文与传本相校，可发现汉简本作“卫然者，恒山（下缺）”
，传本此句作“率然者，常山之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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