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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不避汉文帝刘恒名讳，则可知其产生年代非但不在武帝元光年间，而且跨越了汉景帝在位期间的16年（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年），上溯到文帝刘恒即位（公元前179年）之前，即西汉王朝开国或吕氏专权时期，这就比《简报》的推断提前了许多年，而这个推断似乎更接近事实本身。
自内向外观看的浑天仪（引自《陈久金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较明显的证据是，从出土竹简字体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到文景时期，这又比《简报》的推断提前了若干年。
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汉简本《孙子兵法》的抄写年代，比早期著录《孙子兵法》的《史记》《叙录》和《汉书·艺文志》，都要早几十年至二百余年。
可知汉简本《孙子兵法》更接近孙武手定的原本，因而也得以让现代人首次有机会窥知西汉早期《孙子兵法》一书的真实情形。
一号汉墓出土的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孙子兵法》竹简书，其整简和残简近300枚，计2600多字，超过宋代刻本《孙子》全文的三分之一。
通过校释，竹书《孙子兵法》与宋本《孙子》内容基本相符，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银雀山二号汉墓平面图
1.文字简约。
如宋本《虚实》篇“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竹书作“能与敌化之谓神”
。
2.竹书多用借字、古字。
借字如胃（谓）、皮（彼）、立（位）、冬（终）；古字执（势）、县（悬）、恿（勇）等。
宋本则一般都改用本字、今字。
3.竹书不避皇帝名讳。
如前所述，竹书《虚实》篇中另有“兵无成势，无恒形”
，其中的“恒”
字宋本作“常”
，当是汉人避文帝刘恒名讳所改。
4.竹书用字有较宋本优胜处。
如宋本《形》篇“胜者之战民也”
，竹书句首有“称”
字。
称者，权衡、较量也。
结合上下文意，似竹书更符合孙子军事思想。
至于所发掘的银雀山两座墓葬的主人，由于缺乏完整的具有说服力的资料，考古发掘者与汉简整理小组人员都难以做出确切的判断。
在一号墓出土的两个耳杯底部刻有隶书“司马”
二字，刻工较粗，据此墓的发掘者吴九龙、毕宝启等学者的估计，这个“司马”
应是墓主人的姓氏，不会是官衔。
因为按照一般习惯，不会把官衔随意刻在器物上。
但是从墓葬出土的大批兵书来看，可以推断墓主当是一位关心兵法或与军事有关的人物。
在二号墓出土的陶罐上，其肩部刻有“召氏十斗”
四字，据吴九龙、毕宝启推断，“召氏可能是墓主姓氏，但从1951年湖南长沙西汉刘骄墓曾出土署有‘杨主家般’四字漆盘的情况来看，也可能是赠送人的姓氏”
。
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山东省博物馆收藏）
出土耳杯的杯底刻有“司马”
二字，似乎传达出墓主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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