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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出土汉简整理小组人员、著名古文字学家罗福颐在《临沂汉简分类考释序》中所说：一号、二号汉墓为“夫妇合葬墓。
一号是男墓，二号是女墓，不仅因其随葬竹简内容，更有椁内柩的方位符合男左女右的成例可以为证。
汉代合葬并不一定同圹，曾见《汉书》上有过记载。
一号墓随葬二漆耳杯，底均刻画有‘司马’二字，始为墓主的姓氏。
以其无一件兵器而多兵书，则其身份推想可能是将军幕府中的谋士或幕僚，而绝非武夫”
。
但这个说法却遭到了吴九龙的反对，按吴的说法，这两个墓深度不一样，一个略高，一个略低，头向也不太一致，且还错位，不太可能是夫妻合葬墓。
因为如果是夫妻合葬墓，按常理应该是一样高低，方位平行。
但这个观点同样遭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从两个墓的先后顺序看，二号墓要比一号墓至少晚6年，也就是说当一号墓的主人入葬6年之后，二号墓的主人才刚刚死掉，此时一号墓的地面标志不会全部消失干净，如果不是与此墓关联密切的人，不会紧挨着它的旁边再开挖一个墓穴。
即使对方要这样做，恐怕一号墓主的后人也不会答应，只能是夫妻合葬墓才会相隔如此之近。
由于一号墓已被封土埋掉，其穴位外貌只能看个大概，所以当二号墓开挖时便出现了稍有错位的现象。
又由于同样的原因，一号墓的深度已不可测，二号墓的深度也就出现了比一号墓低下50厘米的情况。
这个情况虽不能确切证明一、二号墓就是夫妻合葬墓，但也并不足以否定其是合葬墓的可能。
这个观点，后来也得到了吴九龙的认可，他在没有更充分材料的情况下，不做肯定，但也不再坚持原来的否定意见。
关于一、二号墓是不是夫妻合葬墓的问题，由于材料的缺乏，看来是难以弄清楚了，好在后人更加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那便是这两座墓出土的器物中，占比重最大，也是最具学术价值的书籍。
望着这堆用竹简刻就的书籍，不能不令人想起另一堆书籍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汲冢书》的故事。
据《晋书·束皙传》载，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
。
从各种典籍来看，《汲冢书》确为一个名叫不准的盗墓者首次发现，据当代史家李学勤考证，盗墓地点为河南汲县以西，“以地志，在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一带，由竹简内容和伴出土器物可定为一座战国墓葬”
。
据说，当这位叫不准的盗墓贼在月黑风高夜中打开墓穴之后，发现竹简遍地，为了寻找墓中的金银财宝，不准干脆以他认为最不值钱的竹简为火把，对墓中财物进行了大肆劫掠。
后来此墓被盗情形为官方闻知，开始派人追缴被盗文物，以及清理墓内残余遗物。
其中发现的竹简除被烧毁的一部分外，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收缴，所得竹简经束皙等当时的鸿学硕儒整理后，编辑成《竹书纪年》《周书》《穆天子传》等佚书共七十五卷（篇），其中《竹书纪年》占十二卷，或说十三篇，主要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可谓一部魏国的编年史，也是先秦史上最为重要和最具学术价值的古文献之一。
通过上述事例可以看出，用书籍随葬并不只是银雀山汉墓主人的特殊爱好，有这个爱好的在历史上大有人在。
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可知，以“生平之物”
随葬，是古代的一种风气。
所谓“生平之物”
，当然是死者生前日常用品和心爱的珍贵物品，从秦皇汉武陵墓地宫中那一堆又一堆穷奢极欲的物质财富中可以感受到这股风气的强劲。
据文献载，用书籍随葬，古人谓之书殉笔葬，此风由来已久，这个葬式最早起于何时何人已难以考证，但不是一种制度，因为在西汉以前不见记载，后来才渐渐有所记录。
如东汉周磐临死前，令他儿子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以置棺前。
另据《晋书·皇甫谧传》载，晋朝时的史学大家皇甫谧，临死前的遗嘱是让后人用《孝经》一卷为他随葬。
但这似乎仍看不出是一种制度，仅属个人爱好罢了。
这个时候，无论是活人还是将要死去的人，对书籍都是很看重的，所以就有了零零碎碎的一篇或一卷书简随葬事例在民间流传。
书籍真正变得“不值钱”
，是印刷术比较普及之后的事了。
印刷术始自唐代，唐以前，书籍的流通全靠手抄。
买卖书籍的店铺叫“书肆”
，据参加银雀山汉简整理考释的著名史家杨伯峻考证，这种书肆可能起于西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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