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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在马王堆三号墓墓主所生活的西汉前期，书籍既赖传抄，可能当时还没有借以流通的书肆，那么书籍的难得就可以想见了，因而书籍也就自然地变成了一种可贵而高雅的“平生之物”
。
罗福颐在鉴定书上签字
随葬品既是墓主生前所习用和珍爱的东西，自然也和墓主生前的思想倾向有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反映出当时一个阶级或者阶层的思想风貌。
这种反映，在随葬的书籍中尤其敏感。
按杨伯峻的说法，因为东汉的周磐是一介儒生，且是《尚书》经师，所以要用《尧典》随葬。
皇甫谧的思想中混杂儒道两家，所以要用《孝经》随葬。
再如1959年发掘的武威磨嘴子六号墓，据考古人员的推测，墓主很可能是一个传授《仪礼》的经师，所以用平素所诵习的半部《仪礼》随葬了。
与银雀山汉墓差不多同时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其三号墓也出土了大量帛书和地图之类的文物，因为这个墓的墓主是轪侯兼长沙国相的儿子，自然有力量雇用抄手抄书。
从出土帛书中可以看到，其品类比较杂，抄本也不统一，其中《老子》一书即有两种不同抄本。
墓主以这些书籍随葬，表明他在生前是喜好这些东西的，这和历代帝王将相以大批宝物随葬，内容虽有不同，但其为个人珍爱的“生平之物”
这一点则是相同的。
在银雀山汉简出土前后的20世纪70年代，整个中国都在“批儒评法”
，学者们对古代文献的一个基本评判就是属于儒家还是法家。
有学者从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中，看出和《老子》同抄的还有颇具法家思想的佚书《经法》等，认为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汉初“外黄老而内法术”
的政治路线。
而有学者根据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书籍以兵家为多的特点，将这些兵书的思想划入法家范畴。
尽管这个划分未免有些知识分子的投其所好，并兼有武断和书生意气的性质，但如此多的兵书战策同时在一个墓中出土，这和战国以来兵书的风行与畅销是吻合的。
战国以来，特别是秦汉之际，武装斗争和封建割据在全国范围内激烈地进行着。
就秦汉时代论，一方面，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劳苦大众、无业游民、流寇盗贼加流氓无产者，正火烧火燎地反对秦二世和赵高政权；另一方面，六国国王和大臣世将的后代，怀揣着复仇与复国的双重梦想乘机举兵攻秦。
不论哪一个营垒，哪一个武装集团，其主帅战将和谋主军师都急于吸取前人关于战争的经验和理论，以应用于眼前的斗争实践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
这种新的形势造成了兵书的盛行，而阅读兵书战策也很自然地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如韩信的属将大都能引用兵书来提作战原理及战略战术等问题。
那位在秦汉之际较为著名、总爱以大儒自居的陈余，也停止了“军旅之事未尝闻之”
的老调而高谈兵法并和来人辩起难来。
萧何是刘邦集团的总后勤部长，兼管兵员补充和给养供应，但对兵法战策也颇为精通。
据《汉书·艺文志》载，当时流行的兵书计有182家之多。
自流氓无产者出身的刘邦成了气候并统一天下后，开始“命韩信申军法”
。
韩信于182家中“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
据说韩信本人也借着兵书战策在人民群众中畅销的大好时机，也鼓捣出了《韩信三篇》兵法刊布于世，并派手下在军内外广泛推销，有时还强行摊派，此书居然风行一时，跻入各大书铺的排行榜居高不下。
据野史说，韩信本人从这部兵书中赚了一笔数目可观的版税，并用这笔稿酬买了几只名鸡放在床铺上扑棱了好长一段日子。
作为刘邦手下最著名的战将，韩信在全国尚未解放的隆隆炮声中，就曾要挟刘邦而做过齐地的父母官，以他对兵书的喜爱和自己的军事素养，自然对齐国之地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产生影响。
不管是出于实际应用还是臣僚部下的阿谀奉承，兵书的大量抄写和流传，当与韩信主齐与本身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从银雀山汉墓竹简兵书的发现来看，像《孙膑兵法》这种佚书出土于山东临沂地区，应该说并不完全是一个偶然现象或巧合。
当然，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除自身的学术价值外，还揭示了两千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当年的秦始皇究竟焚毁和禁绝的是哪些书？是见书就焚？还是有其政治目的地选择？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可操作或不可操作的空间有多大，等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在银雀山出土竹简中得到了诠释。
《孙膑兵法》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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