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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四年。
丞相臣斯昧死言：‘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制曰：‘可。
’”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焚书”
之策，最先是由历史反革命分子、秦国的丞相李斯所提出，由摇摆不定的资产阶级右翼秦始皇亲自划圈批准的。
在《史纪·李斯传》中，所记载焚禁之书，与《本纪》所载基本相同。
由此可知，李斯建议对书籍的处理情况是：所焚烧、收禁的，主要是“以古非今”
的儒家经典《诗》《书》五经和百家语，秦以外各国的史书，医药、种树等纯讲生产和科技，没有政治倾向的书籍，还可以保留下来。
按照汉代学界大腕儿王充的解释，李斯所说以及后来所焚的书，包括《书》《诗》《易》《礼》《春秋》等，这些书籍，有一部分没有烧，收藏在官府，专门供教授、博士生导师和院士们研究。
可惜后来项羽怀着复仇、复辟的心理，率领一伙由强盗和流氓组成的军队，在攻入秦都咸阳之后，将大批的宫殿、官府、署衙焚毁殆尽，这些仅存的只供学者们研究的书籍，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
之后，在强大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政面前，秦王朝统治下的那些只知动口不知动手的教授兼博士生导师们，当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以古非今”
，反对秦政权所实施的封建统一的国家制度了。
在秦首都咸阳以外，尽管民间仍有人偷偷收藏和诵习《诗》《书》以及其他儒家的著作，如《史记·儒林传》曾载楚汉相争，刘邦举兵围鲁的时候，“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
等等，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事情已经不多了。
如果结合银雀山墓葬的入葬时间和地点做一些分析，问题也就更加清楚突显出来。
秦始皇帝焚书坑儒图
银雀山一号汉墓入葬的时间，如《简报》所言，其上限不会早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限不会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
这就是说，离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焚书”
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而这么长的时间之后，随葬的众多的竹简中，为什么独不见儒家的经典？这显然与秦始皇焚书有一定的关系，按当代史家宗彦群的说法，临沂一号汉墓的墓主虽不能断定是什么硕学鸿儒，但所藏著作在当时来说已经不算少了。
流传于世的宋代刻本《孙子兵法》据统计只有5973个字，但写在银雀山汉墓简牍上的《兵法》竹简就有300多枚，若编缀起来则是规模不小的一捆。
而一同入葬的《管子》《晏子》等书的字数则要多得多，写在竹简上编缀起来就会有十大捆。
随葬的这些著作的简编，合起来的数量虽到不了通常说的“学富五车”
的五车，但也绝不能算少。
如此看来，墓主人可称博学了。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博学的人，在他的藏书中为什么独独没有儒家的经典呢？把这些现象综合起来，可以做出这样一个解释：随着新兴的革命的封建制逐步战胜腐朽的反革命的奴隶制，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夜，法家著作的影响越来越大，民间收藏法家著作已十分普遍。
这个说法的一个佐证是，生活在战国后期，晚年被他的老同学用毒药所害的韩非，就曾经描述过他目睹的盛况，“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
秦始皇在焚毁儒家经书的同时，又采取了韩非提出的“以法为教”
的政策，用法家思想取代反动奴隶主阶级的儒家思想，并进行了一场血淋淋的毫不含糊的专政，将儒家思想强行装进了高高的大纸帽子之中，令之难有跑出来兴风作浪的机会。
西汉前期，从汉高祖刘邦到汉宣帝刘询，统治者又大抵因袭秦政，同时还要继续打击旧贵族复辟的残余势力，它的政治措施按《汉书·元帝纪》的说法就是“以王霸道杂之”
。
汉武帝虽然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献策，实际并未全面施行，直到汉宣帝时还是如此。
西汉前期的儒家既未定于一尊，而秦时遭灭顶之灾，元气尚未恢复，民间自然很少学习儒家经典了。
临沂一度为旧鲁地和齐地的边缘地带，远离秦都咸阳，且为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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