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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宋神宗诏令国子监“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等书，镂版行之”
。
此事由国子监司业朱服主持，参与者有武学博士何去非等。
校定工作历时三年余，于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告竣。
校定后的《武经七书》是从当时流行的数百部兵书中挑选出来的，基本代表了先秦至唐代中国军事思想和战略的最高水平，不仅对宋代武学建设意义重大，而且其影响泽及后世，特别是在建构古代军事家的主体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经七书》书影
由于《六韬》的内容规模阔大，又多史实方面的推测，某些内容明显超越了姜子牙时代，故在成书年代上，自汉以来就一直有相当大的分歧。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它列入儒家，并说“《周史六韬》六篇。
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间焉”
。
也就是说，这部著作的完成年代，最早则在周惠王与襄王之间，相当于春秋鲁僖公、文公之际（约公元前676年—前619年）。
中则在孔子少年至老年，鲁昭、定、哀三公时代（约公元前551年—前479年）。
最晚则在周显王在位四十八年间，即战国时（约公元前368年—前321年）。
后有众多学者认为，《六韬》的内容虽是周文、武二王和姜子牙之间的问答，但具体整理的这个人却是周的史官。
整理此书者，并没有认为它是姜太公吕尚的著作，但《隋书·经籍志》却弄出了一个“周文王师吕望撰”
的字样，这显系妄解或托名，其真正的作者已难详考。
姜太公著《六韬》书影
除这种说法之外，尚有疑古家持不同的观点，如宋人王应麟在其《汉书·艺文志考证》中认为，《六韬》为战国时期孙、吴之后的谋臣策士托古所作。
明人胡应麟在其《四部正讹》中认为“《六韬》称太公，厥伪了然”
，于是断定《六韬》是魏晋以后的兵家掇拾古兵书剩余而作。
清人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认为，《六韬》乃秦汉间人士托古而作。
另一位疑古人士姚际恒也信其伪，并言：“其辞俚鄙，伪托何疑？”
著名的《四库全书提要》也因其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兵家录，而生出“今考其文，大抵词意浅近，不类古书”
的疑问。
至清嘉庆年间，考据学者孙星衍站出来为此书辩诬，可惜举证既不充分，也未能自圆其说，没有为儒林所共服。
面对诸多分歧，当代史家陈青荣认为班固的断代“惠襄之间”
是唯一正确的。
《六韬》一书并非伪作，只因其成书早，流传复杂，更改较多，使人们不能看清它的真正面貌而已。
从《六韬》的著述形式看，符合周代史官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的规则，全书内容都以姜太公与文王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还录有文王与周初名臣散宜生、周公旦等大臣的对话。
除此之外，在其他一些文献中，还保留有周代史官记录君臣对话的明确记载。
如在《敦煌遗书》唐人手抄《六韬》中就有“维正月，王在成周，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昔朕语遂事之志。
’戎夫主之，朔如闻舍”
的记述。
另《竹书纪年》有云：“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记。”
陈青荣由此推断，这个左史戎夫很可能就是《六韬》的记录者之一，并认为《六韬》从周室的金版档案，到整理成在社会上流传的兵学著作，当有一个发展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有散佚和改篡增补，当是正常和自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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