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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郭在《代序》中谈到《孙子》的军事思想时，很多地方把“春秋战国”
联在一起，称为“春秋期”
，这也是有意思的。
因为许多疑问的提出，都是由于把“春秋”
和“战国”
两个时期的界限划得太“隔绝”
了。
实际上，我们所谓“春秋”
，是指的孔子作《春秋》所记述的那段时期。
起自鲁隐公元年，讫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前481年）。
所谓“战国”
是指的刘向所编的《战国策》的起讫年代。
始自《赵策》终于《秦策》，即自周贞定王十六年，止于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453—前227年）。
两个“时期”
事实上是互相连接的，如果严格划分起来，介乎其间的也只有自公元前481至前453年的二十八年那一段短短的距离。
从人物、思想的发展方面来看，要说明这短短的二十八年里（春秋末至战国初）就有什么截然的不同，那就很难使人信服的了。
而历来的学者往往在有意无意把它划成似乎不可混淆的两个时代，似乎战国初可能有的思想，如果被划在春秋末的话，就不可能有了，这是不够科学的。
《代序》在谈《孙子》时，把“春秋战国”
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我认为是有意义的，其原因正在于此……
从余空我对树人的反驳，上溯宋谦、胡应麟、孙星衍等各家观点，可以看出各说的扎实证据并不是很足，有些地方也的确难以令人完全信服。
比如既然孙武著有世界一流的兵书战策，又有司马迁所说的“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
的赫赫军威战功，应该算是名冠一时，至少是几个国家都在瞩目的英雄豪杰了。
如此一个国际级大腕儿明星，居然不见于著名的《左传》《国语》等书，的确让人在心中总犯嘀咕。
事实上，也正是争论双方所持论据的模糊和缺陷，才形成了自宋代以至现代的一千余年间，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精英们对孙子其人其书的问题聚讼纷纭，争吵不断，直至把问题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扑朔迷离，甚至引导后生学者误入歧途，陷于一片混沌的泥沼之中不能自拔。
余空我发表的文章影印件
当然，在古典名著中，被怀疑的不仅是《孙子兵法》，其他如著名的《六韬》《尉缭子》《晏子春秋》等书，流传的版本历来也多被疑为后人“伪托”
，并“真伪相杂”
，为此也同《孙子兵法》一样争论了千余年。
想不到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横空出世，在让世人亲眼领略了这批文化瑰宝的同时，也确证了所出的这批书籍至少在西汉初年已广为流传的事实。
特别是《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如同一道闪电划过迷茫的夜空，使聚讼千年的学术悬案顿然冰释。
这批竹简如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以鲜活亮丽和无可辩驳的存在，吸引人类惊喜目光的同时，也以自身具有的深刻内涵向世界昭示了如下答案：
第一，汉简的出土证实了《史记》有关孙子和《孙子兵法》记载的真实性。
与《孙子兵法》十三篇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与十三篇关系十分密切的至为重要的《孙子兵法》佚文残简，其中《吴问》一篇记述的是孙子与吴王的问答，其主要内容是：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
孙子曰：“范、中行氏先亡。”
“孰为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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