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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是为次。”
“孰为之次？”
“韩、魏为次。
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
简文中所说的“六将军”
，即晋国六卿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三家。
春秋时期，卿与将军不分，平时为卿，战时统率一军，则以“将军”
相称。
据《史记·晋世家》载，晋定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90年），赵、韩、魏和智氏联合赶走范、中行氏。
晋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7年），四家世卿瓜分范、中行氏的土地。
晋哀公四年（公元前453年），赵、韩、魏共灭智氏，尽并其地。
从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孙子兵法·吴问》产生的时间应在范、中行、智氏灭亡之后，否则，作者绝不会那么准确预料到三卿的灭亡次序。
对于赵、韩、魏三家的发展，作者认为韩、魏继亡于智氏之后，晋国全部归属赵氏。
然而这次他的估计却全然错了，说明作者既没有看到晋静公二年（公元前376年）三家最后瓜分晋公室，也没有看到晋烈公十七年（公元前403年）三家正式建立封建诸侯国的重大历史事实。
由此可知，《吴问》是在智氏亡到赵、韩、魏三家自立为候的五十年内撰写的。
而孙武主要活动在吴王阖闾执政（公元前514—前496年）时期，与《吴问》撰写时间相去不远。
因而，这篇文字的作者不论是谁，把孙武的言行记录下来，都有时间上的便利条件。
因此，把《吴问》视为记载孙武言行的可靠材料是没有问题的。
此外，竹简本中另一篇《见吴王》则记述了孙子吴宫教战等传记材料，不但与《史记》《吴越春秋》等记载相吻合，而且有些情节较《史记》更为详尽，据汉简整理小组专家吴九龙等推断，出土的篇章很可能就是当年太史公所依据的古本史料。
由此可见，《史记》关于孙子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当时的流行之说，至少在当时人们并不怀疑孙子是春秋末期的吴国将领，同时也是《孙子兵法》一书的作者。
第二，汉简本《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以无可辩驳的铁证破除了孙子、孙膑同为一人的谬说，粉碎了孙子就是伍子胥等神经病式的妄言。
在出土的编号为第0233号的竹简中，有“吴王问孙子曰”
等字样，在第0108号竹简中，有“齐威王问兵孙子曰”
等文字，这些鲜活可见的文字不但充分证明有两个孙子，且同时昭示一个服务于吴国，一个服务于齐国，这两个服务于不同国度的孙子，就是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记载的孙武和孙膑。
此二人处于不同的时代，也各有兵法传世。
因此，那些鼓吹孙武、孙膑同为一人的谬论和歪理邪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第三，汉简的出土证明，《孙子兵法》确系十三篇。
明显的证据是，在一同出土的《见吴王》篇中，其中两次提到孙子书为“十三扁（篇）”
。
另外，在十三篇简文出土的同时，还发现了一块记录有竹书篇题的木牍。
尽管这块木牍已破碎成六块小片，但从其行款及残存的内容来看，简本《孙子兵法》确为十三篇，且其篇名与传世本基本相同，只是在个别的篇名与篇题上与传本有些出入。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证据是，就在银雀山汉墓竹简发现六年之后的1978年夏季，考古人员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五号汉墓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木简。
与木简同时出土的还有三面铜镜和一些五铢钱，一枚私印，印文为“马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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