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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斯文·赫定在东亚大陆发现罗布泊、揭开古楼兰消亡之谜的时候，学识渊博、才华惊人的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考古学家、探险家安特生博士，正率领本国政府组织的一支考察队奔赴南极。
1874年生于瑞典的安特生，于1901年27岁时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正是这一年，安特生与他的队友得到了国家地质调查所的资助，开始了探险南极的活动。
这支考察队于这年初夏动身，直到1903年底才告结束。
尽管安特生率部历尽千辛万苦，于九死一生之后终于踏上了南极冰川地带，但由于事先准备不足，无力长期抵御变化无常的恶劣气候，不得不遗憾地匆匆返回瑞典本土。
安特生在中国使用的护照
南极的考察收效甚微，研究成果也不尽如人意，此次行动没能给雄心勃勃的安特生带来声誉和荣光。
而这时赴中国西域的斯文·赫定却一炮打响了。
对于斯文·赫定的巨大成就，风华正茂又野心勃勃的安特生自是心中羡慕又不服气。
按他的设想，假如当初他能到东亚或具体的中国西域一带考察，一定也会获得比斯文·赫定毫不逊色的业绩和声名。
在一番羡慕又夹杂着些许嫉妒之下，安特生暗暗下定了到东亚考察的决心，同时加速了同东亚各国科学界人士或明或暗的联系，默默地等待实现心中那个辉煌大梦的时机。
安特生的好运终于等来了。
1914年4月，他接到了民国政府农商部部长张謇签发的聘请书。
安特生的受聘，除了他自己的努力和运气，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自17世纪以来，作为欧洲帝国主义逐鹿地点的中国，被迫为“高等的白人势力”
胡作非为大开门户。
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政治冒险家、商人、社会闲杂人员、流氓无产者等各色人等，像淘金者一样纷纷拥向东亚尤其是中国大陆。
于是，在中国多了一些来路不明、黄发碧眼的粗壮白人与鬼鬼祟祟四处打探、盗掘的身影。
片刻之间，号称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华大地，被折腾得伤痕累累、满目疮痍，古代文化遗存遭受了空前的劫难。
著名的敦煌、龙门、云冈等地的石窟壁画和古代石雕像被砍凿劫走；西安、洛阳的古墓以及大批古建筑、古遗址被掘得千疮百孔，地下珍宝被盗一空。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迫于民众的呼声和政府的抵制政策，为掩人耳目，“高等的白人”
们不再在中国肆无忌惮地抢掠，而是通过各种方式，各怀鬼胎地把他们的科研人员兼及一些商人和情报人员派往中国，以得到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等紧缺物资的第一手资料。
为此，在中国有治外法权的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场激烈争夺。
安特生被聘，是民国政府根据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的建议做出的决定，因为当时的瑞典被认为是西方少数几个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之一，正是瑞典民族的良好声誉给安特生带来了人生的契机，这个契机使他以“中华民国农商部矿政顾问”
的合法、体面身份，开始了梦寐以求的东亚之旅。
这一年，安特生39岁。
在北京书房的安特生
此时的安特生于兴奋中自然不会忘记斯文·赫定，尽管这位昔日的同行在中国西域的探险已过去了十几个年头，但他还是决心目睹使这位“时代的幸运儿”
一举成名的神秘之地。
于是，安特生从瑞典抵达印度，又辗转千里来到新疆地区。
在这里，他真真切切地领略了山川大漠的奇峰异彩与壮观神秘，他忘记了自己曾多少次为这具有悠远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而赞叹喝彩——无怪斯文·赫定能在这片风沙大漠深处取得辉煌夺目的考古成就。
1914年5月16日，安特生完成了瑞典至中国的全程跋涉，踌躇满志地来到北京农商部赴任。
不久，这位年薪1.8万块银洋的矿政顾问便组织一批技工，在估计有矿藏的中国北部开始大面积野外考察并采集化石。
对于自己的职位、薪水与开展的事业，安特生极其满意，决心借助难得的历史机遇大干一番。
当然，他心中也极其清楚，中国人民勒紧腰带礼聘自己前来，并不是让他白吃干饭或喝着西湖龙井搓着脚丫子聊大天的，因为比他早两年进入北京教育部并出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的鲁迅此时的月薪是280块银洋，稍后的北京大学顶级教授如李大钊等月薪为300块银洋，4年后在北大图书馆任登记员的毛泽东，月薪仅8块银洋而已。
安特生正欲甩开膀子带领手下弟兄大干一场，趁机露一手之时，却陷入了尴尬两难的境地。
田野考古学在西方盛行了近一个世纪，而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国对此却知之甚少，或者说全然不知，这令安特生大惑不解。
早在1830年，法国史前史研究的创始人雅各·布歇·佩尔忒，就在索姆河畔开始用田野考古的最初方法探索人类祖先制造业的遗迹。
这个举动比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几乎早了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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