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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脱特摊了摊手，有些无奈地说。
“斯脱特先生，我恳切地希望您再协助我们查证一下，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不过，希望您能协助我们再找一找新的线索。
您知道，‘北京人’对中国这样一个古文明国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维系着后世人类的感情。”
李济再次强调说。
“这我理解。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李先生。”
斯脱特十分爽快地答应。
李济与斯脱特道别后，开始拿出主要精力展开对“北京人”
的寻找。
他心中清楚，要想在日本找到“北京人”
的线索，首先必须找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
然而，李济费尽周折，始终找不着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
有关人士向他介绍说，这两个曾以学者身份多次出现在中国的教授，于1942年年底返回东京后，便开始对从中国拿回的化石标本进行潜心研究。
日本战败后，两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学者”
，便失去了往日那种春风得意、霸领天下的“英雄气概”
，很快变得神情恍惚、老态龙钟了。
他们同所有参战和被战争所累、所害的日本人一样，最终不得不受到历史的惩罚，进而陷入了战败后巨大的精神痛苦和绝望之中。
不久，与其相识或相关的人士，听说二人隐身于某个乡村角落里，再也无从寻找了。
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李济难以做出判断，只是无可奈何地中止了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查找。
随后，李济又和盟军总部的美国史克门少校取得了联系。
由于这位少校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因而二人的谈话开展得既快又顺利。
可惜的是，史克门同样否认了他们已经找到了“北京人”
的事实。
李济的希望再次落空。
当然，在这次会晤中，李济还是有所收获，史克门少校直言不讳地向他表示了七点意见：
（一）京都大学的梅原末治教授想约我当面谈退还日本劫掠的中国古物问题，他很赞成并愿同往；
（二）盟军总部管美术品与纪念品的一组，保有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广播新闻的全份，中有数条记载日本搬运中国古物的消息，可做中国代表团的参考；
（三）现在总部所订的规则为：凡是有确实证据，并具容易辨认为日本战时劫掠的属于盟国的器物，总部均可代为搜寻并退还原主；
（四）在平时劫掠的美术品与古物，总部不拟办理；
（五）周口店上洞层的遗物，已由盟总保管，可以退还中国；
（六）中央图书馆的书籍现在东京，可以咨请盟总代索；
（七）要日本政府命令日本收藏家各编一完备的收藏目录送盟总及各国代表团做参考，可以考虑。
这七条意见，有几条是对一些问题的答复，有的则代表的是盟军总部已经采定的立场，大致与斯脱特司令所说类似，只是更加明确切实。
东京帝国大学校门
史克门少校谈完意见后，又与李济商量下一步如何查找“北京人”
的问题。
对此，李济回忆说，由于东京除了沿皇宫区域及大学一带，大半都炸毁了，旧日收藏多已下乡或已散佚，帝室博物馆的陈列品，也只是应付盟军的急就章而已，所以在那里可以说没有什么看头。
而京都却完全不同，大战期间没遭任何轰炸，有关教育文化的事业更没停顿过，又为收藏家集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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