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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史克门少校提议一起去京都走一趟，说不定在那里能找到“北京人”
之时，李济很是高兴，满口答应，因为这正是他此次日本之行的重要内容之一。
史克门少校和李济一行很快赶往京都，并在此地住了七天。
李济与史克门少校同住一个饭店，差不多朝夕相见，且同桌吃饭的时候甚多，李济尽量利用这些机会与对方交换意见。
史克门少校自称是一位爱好东方艺术的人，有一点收藏经验，对于中国抗战前的考古成果有点熟悉，并认识几位号称东方学家的学者，因而两人谈起话来尚算投缘，谈的范围也相当广泛。
自然，各自心中也都有必须保留的部分，彼此心照不宣又能理解。
就总体上说，这位史克门少校对中国的不幸遭遇是非常同情的。
在此期间，李济曾提出三个问题征询史克门少校的意见：
1.中日的战争，应该从何年算起？
2.日本军阀在中国毁坏的文物，日本应该如何赔偿（例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文化图书馆、南开图书馆等）？
3.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伪政府的允许当然不算），日本人在中国发掘器物，应如何处理？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当时有四种不同的意见：
1.从珍珠港事变算起；
2.从七七事变算起；
3.从“九一八”
开始清算；
4.算到甲午战争那一年。
对此，史克门少校认为，自“九一八”
算起似乎最合理，但应该呈送到高一层的机关决定。
毁坏的古物应该赔偿，盗窃的古物应该归还，这在原则上应无问题，但具体的办法仍应遵守“有切实证据的”
及“可以辨别的”
两个标准。
上述意见大致符合中国代表团的期望，但真正实行起来，盟军总部似乎也不是那么痛快，或者说显得很是困难。
至于何以如此，不得而知。
一日，盟军总部有一个叫鲍尔士的美国高级顾问，在京都碰见了李济。
鲍尔士曾在哈佛大学研究民族学，也在中国的西藏考察过，与李济是旧相识。
二人在日本相遇，自然都很高兴。
当鲍尔士得知李济所遭遇的困难后，很坦诚地对李济说：“美国政府对于中国要求日本偿还劫掠的文物，是极同情的，但英国却不一定。
他们对于‘劫掠’一词（斯坦因等在新疆、甘肃一带的行为）极为敏感，不一定会帮助中国。
所以，我的意见这事最好就在盟军总部办理，不要推到盟军管制委员会（Alliedtrolcil）去决定，那里是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的。”
听了鲍尔士的话，李济已心中有数。
但可惜的是，他和史克门少校在京都寻找了整整一个星期，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
。
在余下的日子里，李济依然坚持在日本四处奔波，八方打听，哪怕有一点点与“北京人”
相关的线索，他也要亲自过问，亲自查询，但依然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日本国的本土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有关人士却推说“地址不明，难以查询”
。
再者，去年11月19日美联社曾发布了《拯救“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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