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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飞临墓坑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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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制定发掘方案和具体步骤时，谭维四、郭德维等考古人员就为拍照、摄影等事宜进行过讨论。
自20世纪初叶瑞典人安特生、斯文·赫定等地质学家与探险家在中国示范田野考古发掘并使这门科学生根发芽后，考古人员在“挖土”
和“取宝”
的同时，严格按照科学程序进行文字记录、测量、绘图、照相、摄影等一系列配套的工作，若无这样一套科学的操作规程，仅仅是打洞取宝，这便与盗墓贼没有什么区别了。
二者的根本不同，用考古学界的行话来说，就是：“考古工作本身首先是一门科学研究，其目的在于科学地揭示古代历史的文化和准确恢复历史文化景观，借助现代科学手段来发掘古代遗存，破译古代信息，进而从中抽译出历史演进的规律和能够对现代人类产生鼓舞和激励的优秀的古代精神。”
按照以往的经验，凡中小型墓葬，只要在墓坑上部或边沿搭一个或几个木架，即可拍摄发掘场面与墓坑内器物摆放的情形。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安阳殷墟发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河南辉县、北京明定陵等等一系列贵族与帝王陵墓发掘，这个操作方式一直延续下来。
只是到了长沙马王堆二、三号墓发掘之时，情形才为之一变，可谓裤衩改背心——上去了。
作为竖穴木椁墓的典范，马王堆汉墓规模巨大，在当时中国已发掘的同类墓葬中，无与之匹敌者（南按：明定陵为券洞式墓穴，类型有别）。
因为规模巨大，从而开创了动用军用直升机从高空拍摄墓坑与发掘现场的先例。
后来在国内外发行的马王堆二、三号墓发掘的照片与电影，许多精彩镜头都是摄影人员乘坐广州军区空军的直升机在高空拍摄的。
当然，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掘，之所以能开创调动军用直升机拍摄的先河，除了周恩来、郭沫若、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对此次发掘高度重视外，还有一个不太为外人知晓，或容易被后人忽视的巧合，这便是，一批军队高级将领此时正担任湖南省委和省革委会的主要领导职务。
时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的卜占亚兼任湖南省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解放军第四十七集团军政委李振军，兼任湖南省委书记。
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之时，由周恩来亲自圈点，李振军担任发掘领导小组组长，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为发掘小组副组长。
正是通过军队高级军官的人脉关系，在墓坑揭露后，广州军区空军的直升机才飞临长沙上空，开创了中国考古界利用最为先进的科学装备拍摄古墓发掘现场的先河。
长沙马王堆女尸出土后，中央领导高度关注。
随着二、三号汉墓发掘与军用直升机的介入，全国共80多个单位的专家云集长沙，为保存女尸献计献策，外加江青集团与周恩来班底明争暗斗等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为“马王堆热”
创造了发酵的条件，演绎了一具当代女尸的神话。
这个神话以“动地走雷霆”
（郭沫若诗）的巨大威力在全国爆响后，各地除了梦想有一天也在自己的地盘上挖出马王堆或牛王堆，一显神通，在发掘装备上也暗下决心与湖南考古界一较高下，流风所及，遍布宇内。
当1975年湖北考古人员发掘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时，针对墓内可能出土古尸的预见性结论，考古队长谭维四在制定的发掘方案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需要军用直升机拍摄现场。
当此之时，武汉军区副政委潘振武、张玉华，分别兼任湖北省委书记。
分管文教并主管此次发掘工作的另一位省委书记韩宁夫，正是通过潘与张这两位军队高级领导的关系，使考古人员的梦想成真。
只是，当武汉空军直升机飞临凤凰山上空时，因墓坑实在太小，一晃而过，无法抓拍墓坑内的具体情形，只在周边转了几圈，拍摄了外景，在制造了轰动效应的同时，算是对考古人员心灵上有个安慰，对相关方面也算有了一个交代。
凤凰山168号汉墓因墓坑较小，最后用人工搭架拍摄了坑内照片，而擂鼓墩古墓要靠人工搭架拍摄就显得困难重重，只有借助直升机或热气球进行航空拍摄，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但用热气球在高空作业，国内甚为罕见，偶尔闻之，也多是以摔死人或压毙牲畜等事故的负面效应被大众所知。
谭维四决定再次请韩宁夫出面，调动直升机，用这种最简捷、高效的办法完成擂鼓墩古墓的拍摄。
就地理位置而言，擂鼓墩墓坑距房屋楼台尚有一定距离，四周空旷，有利于直升机飞越。
3月25日，湖北省文化局向省革委会呈报《关于发掘随县擂鼓墩一号古墓的请示报告》中，专门提道：“开始发掘即应拍摄资料影片和纪录影片，拟由省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武汉电视台负责进行。
鉴于墓葬规模庞大，摄片过程中可能要动用直升机，拟请武空司令部予以支持。”
4月22日，省博物馆再次提交了《关于需用直升机拍摄随县擂鼓墩一号古墓影片和照片计划》。
文中称：
随县城郊擂鼓墩一号古墓是一座很重要的大型木椁墓，由于规模很大，需用直升机才能拍出墓况全景的照片和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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