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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历史的印痕曾国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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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擂鼓墩古墓发掘进入尾声时,为便于上下左右各方面了解墓葬出土器物和墓主、陪葬人等等情况,发掘小组曾编撰了一份供内部传阅的发掘简报(截至1978年7月3日),最后的小结部分这样说道:
该墓共有4个室,西室仅系其中之一,就出了彩绘棺13具(如果加上东室的10具,一共有23具),这是一个空前的发现。
这数目众多的彩绘棺,所殓之人肯定是殉葬者。
从棺的内室来看,最长者才1.72米(棺④,方棺),最短者仅1.62米(棺?,弧棺),考虑到这些人入葬时还有穿戴之物在身上,所以,他(她)们的身高不会超过1.7米,棺?所殓之人则不会超过1.6米。
这批悲惨的殉葬者属男属女,留待以后定论。
不过从墓椁室的分布情况来看,有的同志认为,西室完全依附于中室,并有门洞与之相通(当然,东、北室均有门洞通中室),而中室恰好又是集中了该墓礼乐器的绝大多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室是一个古代贵族豪门的礼乐厅在墓葬上的反映。
所以,葬于西室的人生前很可能是专门奏乐跳舞的,墓主人(葬于东室)妄想死后也驱使他(她)们舞乐于阴间,自己观舞于“庭”
,钟鸣鼎食,一如生前。
把自己的养尊处优建筑在劳动人民尸骨之上的统治阶级思想意识,就是这样惨无人道、令人发指。
西室的棺有两种,弧棺和方棺。
前者比后者要少,东室除1具巨大的主棺(外棺套着内棺)和1具没有刷漆的素面小棺外(殓1具狗骨架),还有8具彩绘棺(其中1具刷漆素面),与西室的大小约略相同。
而这8具彩绘棺全部系弧棺。
这就告诉我们:殓于弧棺的人,其身份很可能比殓于方棺的人的身份要高一些。
因为,古墓分东、西二室葬棺,墓主之棺又是置于东室的,只有幸臣宠姬才能与墓主同室而葬。
那么,西室的葬于弧棺内的人就有可能比葬于方棺的人要上等一些。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西室棺②(弧棺)有两床竹席裹尸(注:棺④也出了两床竹席,其他的棺内是否也如此,由于在清理时关注不够,加上保存情况较差,没有搞清楚是否均系二床竹席,但各棺内均有一床竹席裹尸,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出一件该墓独一无二的漆木鸭子,上面绘有敲击鼓的图案。
这个人会不会是葬于西室的奏乐队和歌舞手的领头者呢?值得怀疑。
该墓椁室的结构系单元组合,比汉代盛行的空间分隔式要早一些,有的同志认为,该墓的时代应定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
该墓位于当时的随国境内,受楚文化的影响较大,根据一些同志分析,在椁板顶铺竹席和棺内竹席裹尸,以及无论是弧棺、方棺,底板均悬空等,都是楚墓的特点。
不过该墓除这些与楚墓特点相同外,当然还会有其他的情况与楚墓有密切关系。
然而,毕竟也具有一些独特之处。
比如,弧棺的弧度不大,底板悬空度也不大,填土内积石积炭(楚墓大多没有),墓内没出镇墓兽(楚墓大多数是有的)等等。
有的同志认为,楚文化以荆州和长沙为代表而各具特色,比如荆州的楚墓多出弧棺,长沙楚墓多出方棺,而擂鼓墩M1号古墓则兼而有之。
这一切,连同墓主和下葬年代等等,都是今后将要展开研究的问题。
[1]
墓主到底是谁,下葬年代又在何时呢?
裘、李二人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考古发掘者的赞同,在后来编撰的大型学术报告《曾侯乙墓》中,编撰者对各种观点总结后说道:“在此墓出土的青铜礼器、用器、乐器和兵器上,‘曾侯乙’三字计有208处出现。
在考古发掘中,同一人名作为物主如此多地出现于一座墓的器物上,还没有先例,不容忽视它对判明墓主的意义。”
又说:“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墓中出土的铜镈上面的铭文,载明该镈是楚惠王赠送给曾侯乙的。
楚惠王为曾侯乙铸镈,而‘曾侯乙’三字又作为器物的所有者反复出现于许多铜器上,这就只能说明,接受楚王赠镈的曾侯乙,正是拥有这些铜器的曾侯乙,也正是此墓的主人。”
[2]
曾侯乙墓出土竹简上的墨书文字,这批竹简是目前中国所能见到的最早竹简实物之一
曾侯乙墓出土竹简,长70~75厘米,宽1厘米左右,字书于篾黄一面,墨书篆体,每简字数不等,最少的4字,最多的62字,共计6696字。
在中国先秦古墓发掘中,一次出土这么多字的竹简,尚属首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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